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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上映的電影《你是我的一束光》，是編劇劉恒跟演員鄧超的第三次合作。但這一次，出場不多的鄧超被“隱”在了故事背后——他飾演的主人公孫雨桐，在影片開始之前就因搶救村民而被泥石流埋進山里，留下母親、妻子與年幼的女兒。

這個關于云南鄉村振興和扶貧的故事，對劉恒來說，是一次命題作文。他對第一財經坦言，剛開始接手時，因為完全不了解云南，對這個題材是犯怵的，“但我的工作習慣就是，一旦接手，就要傾盡全力”。

傾盡全力是劉恒的常態。馮小剛邀他寫《集結號》，他找了上百本關于解放戰爭、朝鮮戰爭的回憶錄，以及第一線指戰員的日記、資料來閱讀。寫《云水謠》時，他向研究臺灣問題的專家請教，又找來100多本臺灣畫冊、書籍與資料。

從上世紀90年代的《菊豆》《秋菊打官司》，到《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集結號》《金陵十三釵》，劉恒是張藝謀、馮小剛、謝飛等多位大導倚重的編劇。但他又是中國編劇中很特殊的一位，行事低調，只用作品說話。

《張思德》《云水謠》與《你是我的一束光》，都是劉恒在規定動作之內完成的自由創作。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教授王一川看完《你是我的一束光》，想到去年一部同類題材電視劇《山海情》，“兩部作品都不是簡單把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題材當作理性化的政治任務去理解和完成，而是將其化作飽含情感的人性深層顫動去體驗”。

這部電影的劇本創作確實來自劉恒的真實體驗。2019年夏天，65歲的劉恒花一個月時間走訪云南大理、麗江、迪慶等地許多偏遠鄉鎮和村落。他拿著準備好的上百個問題，一路走鄉串寨，碰到人就坐下來聊。

他記得面對云南深山惡劣地理環境時的害怕。汽車開在狹窄的盤山公路上，車輪一側是懸崖，另一側則有山體滑坡的隱憂。2020年，中國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全國近1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這背后的另一個數據是，1800多名基層扶貧干部犧牲在脫貧攻堅第一線。劉恒聽當地扶貧干部說起，很多在云南犧牲的同志，都是因車禍去世的。

只有去到第一線，他才知道扶貧是一件浩大繁復的系統工程。他看著扶貧干部幫助當地農民改良種子、選擇種植品種，幫村里修路、修蓄水池，教會農民銷售，甚至幫著家庭困難的農戶干活打掃房間，給他們買牙膏牙刷，教他們學會衛生生活習慣。

他去采訪扶貧干部，幾個男同志坐在小板凳上，圍著低矮的小桌，哈腰吃飯。對這些人而言，幾個月才回一次家是常事，平時就輪流做飯洗碗，相互照應。“看著真是辛苦，他們都是拋家棄子，自己騎著摩托車，或是坐著長途車，順著盤山公路進來的”。

劉恒最想了解的，是那些犧牲干部的家屬。他請當地宣傳部幫忙聯系，但大部分家庭婉拒采訪，不愿提。一個單親媽媽接待了他們，避開家里的老人，帶他們到樓下，坐在花壇邊，平靜地敘述，說著說著，她拿出手機給他們看丈夫生前爬山走訪村寨的視頻。晃動的鏡頭里是山路，是一雙腫得不成樣的腳。丈夫喘著氣，笑著說，這幾天爬山爬多了，腿都腫了。

劉恒判斷，那雙腿腫得嚇人，“不像是累的，肯定是身體疾病的征兆，但他沒時間去醫院”。

“下回我回來，得陪你看電影，不然太對不起你了。”丈夫的聲音剛從視頻里傳出來，年輕的媽媽突然關了手機。原來是6歲的兒子正飛奔過來，孩子不知道爸爸已經去世。等他再次跑遠了去玩耍，媽媽已是淚流滿面，劉恒身邊的工作人員，全都在默默流淚。

“這是一個關于犧牲者、殉道者的故事。”劉恒說，在寫劇本時，這位年輕單親媽媽的故事，成了電影劇本的核心——她始終避諱談論丈夫去世那天的情形，一直隱瞞孩子真相。最后，在一片紫紅色的馬尾草野地里，她終于喊出壓抑在心底的思念、后悔和隱痛，催人淚下。

喜劇、悲劇與正劇的交融，是劉恒在《你是我的一束光》里呈現的創作美學。就像他以前的作品一樣，把人物的心理與情感世界，描摹得真切又深刻。

王朔曾說，他喜歡的當代作家中有劉恒，最喜歡其小說《虛證》，“它深深地打動了我。劉恒是靠本能打動別人，呱嘰一下就碰到了你心里最柔軟的那種感覺”。

劉恒罕見的寫作能力在于，他能將小說與劇本、電視劇與電影的邊界全部打通。

但他卻說，自己完全是野蠻生長，孤兒一般在寫作的世界里摸索，胡奔亂撞。作家趙大年曾說，劉恒“從一個貧窮山區的孩子，到當兵，做工，上大學，當編輯，成作家，每一步都付出了艱辛勇敢”。他擅長觀察，加上敏銳、專注、固執的個性，幾乎可以視為他創作的法寶。

劉恒從不惦念自己過往的成就，媒體稱他為“中國第一編劇”，他對這個說法連連推辭，“這讓人非常不自在”。

他唯一感受到的，是時光流逝太快，“40歲的時候覺得自己老了。沒想到從40歲到60歲非常快，從60歲到現在快70歲，好家伙，更快了。如果以前更專注，追求得更純粹，注意力更少被分散，可能應該更好一些。我特別嫉妒青年人，他們能獲得的資源和知識太多了”。

他不想時間被隔斷，盡量減少社交活動，把每天看手機回復微信的時間控制在兩小時之內，剩下時間就是讀書、寫作，早晚堅持各做200個俯臥撐。年輕時拼命寫作，買了一大堆書來不及讀，到這個年紀，他安然沉浸在自己最喜歡的哲學世界里，“寫作比較苦，讀書就是精神按摩”。

對話劉恒：編劇被忽視的現狀，中國跟好萊塢沒有太大區別

第一財經：好萊塢電影編劇通常會總結出一個方法論，你的劇本《菊豆》被美國劇作家羅伯特·麥基在《故事》這本書中當作一個案例，講述《菊豆》與古希臘悲劇之間的淵源。如果一位年輕人想要成為優秀編劇，有方法論可循嗎？

劉恒：從技術角度來說，專注都會有收獲。但技術上的專注實際上并不容易。因為人一旦掌握了基本的技術之后，就覺得自己可以了，不用再下功夫了。但恰恰那個槍不磨，它就鈍，鈍了你就會湊合使。

現在的現實情況是，互聯網的信息渠道太多，生動性太強，密集度也高，就是所謂的碎片化，容不得你注意力集中，容不得你持久地干一件枯燥的事情。

這時候就形成一個淘汰機制，那些特別專注、能抓住要害的人，在這個競爭過程當中可能就捷足先登。

所以我相信，機會是留給少數天才和少數充分自律的孩子的，他們最后可能走得更遠一些。那些比較散漫的、天分不是很高的孩子，就慢慢地平庸化，也許能勝任一般的工作，想出類拔萃就很難了。

第一財經：你寫《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靈感就是從真實生活基礎上迸發的，跟馮小剛導演第一次聊《集結號》，半小時電話說完，靈感也全出來了。回憶起來，你的創作黃金期是什么時候、什么狀態？

劉恒：我30歲到50歲之間應該是最好的時候。現在想起那時候的創作，應該是記憶力最好，靈感發生的頻率特別高。一個作品的寫作過程中，頻繁地被靈感給激發起來，就好像你開著車在狂奔，老有一個自動加油的機械跟著你，不停加油。那時候寫作，第一天寫完，第二天坐下來就接著寫，根本不用往回看，前面的東西全在腦子里。

現在，好家伙，得到處找加油站，需要一遍一遍地回頭看，那就是記憶力出問題了，沒辦法。

第一財經：多年前你曾提到，一部新片的記者招待會上，通常大部分問題都是問導演和演員的，只有一個問題是問編劇。你怎么看編劇在影視劇中的位置，中國編劇依然被忽視嗎？

劉恒：如果說影視圈里的編劇被忽視，中國跟好萊塢并沒有太大的區別，這是一種自然生態。尤其是當代娛樂行業這么發達，光線自然是照到最需要照耀的地方。除非編劇自己有意愿，愿意跳出來自我包裝，掀起各種各樣的話題，就跟現在的網絡主播一樣，你如果擁有才華，設計得好，可以獲得更大的影響力。

但我覺得，大部分作者還是習慣于寫字臺前的工作。我是從小比較內向，不愛出門，能少點事就少點事，拋頭露面反而不舒服，你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存。

對編劇的忽視，實際上不是對人的忽視。如果在整個影視產業鏈里，忽視劇本的重要性，忽略編劇的重要性，就是忽略了最根本的東西。現在有一些投資人、制作人對劇作這一塊不是特別重視，但我相信，一旦他們在市場上受挫，受到懲罰，就會扭轉。當那些有理智、邏輯感強的人來掌控，肯定會重視編劇的作用。

第一財經：電影是導演的藝術。你說過，電影劇本一旦轉成視覺，文字就死掉了。作家那么講究文字的精確和考究，但最后可能就掩蓋進電影中，你怎么看文字之于影像的這種“犧牲”？

劉恒：我覺得就是順其自然。現代人面臨的是文字泛濫，想寫出那種能夠長久留存的文字，幾乎是一種奢望。一個人對自己的創作再珍惜，放在歷史的長河里，都會被時間的流水沖走，能不能留下，能留下什么，都是隨緣的事，把自己太當回事，沒有太大意義。

第一財經：從讀圖時代到視頻時代，現代人對文字幾乎都沒什么耐心了。有人把電影剪輯解說成幾分鐘短片，快速把故事梗概講完。在這樣的趨勢下，作為創作者，會有失落感嗎？

劉恒：這個趨勢根本阻擋不了。但我恰恰覺得，這個時代也為一些人留下了更好的空間。

當大多數人都在泥潭里，意識沒有防線的時候，那些頭腦極度清醒的人會用獨立思考去制造思想，分析社會，提出自己的理解，甚至提出方案，把一些看不清的矛盾理清楚。他們的競爭者不會太多。

第一財經：到這個年紀，你覺得人生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劉恒：我跟鄧超合作第一部作品《少年天子》時，父親病故。寫完《你是我的一束光》，母親病故。父親走的時候，我幾乎半年時間才從陰影里走出來。到了母親這一次，我雖然痛苦，但比較快就走出來了。因為我突然發現，我也快70歲了，距離那個終點也非常近了，來不及悲傷。悲哀很快會被理智取代。

現在我的人生就是做減法，原來生活里的目標很豐富，想干這個想干那個。現在就是砍掉一些東西，把最主要的東西留下。我想早點卸下包袱，寫自己最想寫的，看自己最想看的，活得明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