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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這一代中國人來說，美劇《老友記》是某種青春期啟蒙。《老友記》始播于1994年，今天來看，我們可能很驚訝地發現6個20來歲、多少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中，只有兩個有正經工作，其余4個大部分時候都在“靈活就業”。恰恰這兩個有正經工作的，反而是這圈朋友里的“人肉靶子”，大學古生物學教授羅斯一講起恐龍眾人便作鳥獸散，而所謂的“數據分析師”錢德勒自己都極度厭惡每天人模狗樣地拎著個公文包上不知道干什么的班。1990年代，懶惰，或者說“松弛”，是當時美國年輕人的精神信仰；機會主義的“虛偽”乃是莫大罪孽。萬般皆庸俗，唯有最赤裸裸的“真情實感”才是值得慶祝的英雄主義，以至于為了追求徹底的真情實感，被叫做“X一代”的美國65到80后，很多愿意把命都搭進去。涅槃樂隊主唱科特·柯本（Kurt Cobain）、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電影導演哈莫尼·科林（Harmony Korine）和理查德·林克萊特（Richard Linklater）、演員文森特·加洛（Vincent Gallo）和克洛伊·賽維涅（Chloe Sevigny）等人，是199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符號。從今天文化相對主義和政治正確的上下文來看，他們所代表的，以自我侮辱與自我損害為絕對目的的生存方式，把反諷與反反諷修辭全部用到極致的扭曲心理機制完全不可理喻，甚至不負責任。但一代人，在某段時間，情緒上沉浸于此，能夠充分論證自身的合理性。《老友記》里的菲比便是這種無厘頭文青文化的典型代表，她為了最大程度做菲比而活著，此外別無其它。任何資本主義或者消費社會的套路對她都不管用。

我過去無法明確描述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中國80后，如何潛意識里受了美國“X一代”文化非常直接的影響。就像中國的60后一代，從搖滾歌手到文化批評家，都受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園之門：60年代美國文化》一書影響頗深。因此，恰克·克洛斯特曼（Chuck Klosterman）2022年的新書《90年代》（The Nineties）對我幫助很大。此書仿佛“X一代”心理機制的提綱挈領。克洛斯特曼，在10~20年前，可以說是紐約城中最為炙手可熱的專欄作家之一，如今當然跟時髦已毫無關系，畢竟受漫威而非搖滾樂啟蒙的互聯網千禧一代，最痛恨的便是模棱兩可的道德態度與絕無可能拯救世界的冷幽默。克洛斯特曼出生于北達科他的大農村，他的職業生涯從搖滾樂評人開始，之后涉及到美國流行文化的各個方面。他的一系列從《克洛斯特曼1》到《克洛斯特曼10》的專欄結集，一度在紐約著名的Strand書店長期被放在顯要位置。因此，他2022年出版的這本名為“90年代”的書，頗有一些緬懷文化作為一種思想集體認同，而非先天身份集體認同的懷舊與鄉愁，甚至頗有一些驕傲的情懷，雖然他很清楚，今天的年輕人，無論如何是無法看明白這本書的。

事實當然是，“X一代”被公認為美國戰斗力最弱的一代人，不但沒有任何“X一代”政客掌握重要權力，反而被之后天生鍵盤俠的“千禧一代”完全超越。這是為什么？克洛斯特曼讓大家回憶一下在1992年，老布什是怎樣輸掉了志在必得的選舉。并不是因為比爾·克林頓，一個來自美國南部毫不重要的農業省份的州長有什么特別的個人魅力。克林頓當年是被“獻祭”的候選人，沒人真的認為他能贏下雖然沒有什么個人魅力但民調支持率相當高的老布什。他能贏得大選，完全歸功于一個叫羅斯·佩羅（Ross Perot）的第三方候選人。佩羅，像后來的特朗普一樣，是個沒有執政經驗的有錢人，人也同樣非常之軸。佩羅參選一開始打著反戰的旗號，后來成天在電視上拿個圖表給電視觀眾上經濟學概論、教育民眾國家不該欠債等，中途因為“共和黨人來他女兒婚禮上搗亂”宣布退選（此事未經證實，但很容易看出佩羅有十分吸引人的被害妄想癥），過了幾個月，在老布什基本勝券在握的時候他竟然卷土重來。佩羅身高只有1.65米，站在老布什和克林頓兩個身高超過1.8米的職業政客當中非常滑稽（矮個子當不了總統是美國民眾的共識）。就是這樣一個人，成了美國大選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最為成功的第三方參選人，拿下將近2000萬張選票，高達18.91%的總得票率。

支持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佩羅最大的票倉，竟然是當年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年輕人理應偏左，為什么會對佩羅這樣一個中間還偏右的教條主義者感興趣？這種奇怪現象無疑只指向一點——所有給佩羅的票都是有意投下的棄票，“X一代人”不僅認為投棄票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諷刺荒誕的兩黨制，諷刺“大人的無聊”，還不約而同、集體性地、非常無所謂地這么做了。佩羅并非在任何一個地方特別受歡迎，而是在全國范圍都拿下了差不多份額的票數。

“X一代人”的半虛無主義是種氛圍藝術，隨時可以搞辯證法。你說他們“不在乎”，他們非常在乎，在乎到聲嘶力竭，但你說他們在乎，則沒有一個人會大方承認——他們在乎的正是自己有多不在乎，就像涅槃樂隊那句著名的歌詞，“我越做得好的事就做得越差”。1990年代這種詭異的文化氛圍，可能要從理查德·林克萊特1991年的電影《懶惰胚》（即《都市浪人》，Slacker）講起。林克萊特這部處女作情節松散，難以概括。一群懶洋洋的文藝青年無所事事，聊陀思妥耶夫斯基，聊生活多么無聊，聊登月是不是騙局。與1960年代流行的新浪潮電影飽滿的情緒相比，林克萊特的電影跟性感沒有一點關系，只有淡淡的、無法形容只能意會的感傷。

在克洛斯特曼筆下，1990年代的生活大約是這樣的：你和你的朋友都喜歡看情景喜劇《宋飛正傳》，在電視機上看，也就是說錯過了一集要等到夏天才有重播，所以錯過了就是錯過了；誰也不會承認自己“在乎”一部電視劇，當硬核飯圈粉絲是絕不可能的，在1990年代你會被嘲諷，被揶揄，被瞧不起；你和你的朋友在類似《老友記》里的咖啡館或者酒吧高談闊論，因為沒有網絡，你要硬說烏克蘭在南半球，你的朋友最多也就聳聳肩……就是這樣，克洛斯特曼寫道，在當年的美國，很多人認為納爾遜·曼德拉早就死了。

“太勤勞”（trying too hard）是1990年代最不能被容忍的品質。穿名牌被看不起，但你要是去什么二手店里淘來1970年代的舊喇叭褲和舊皮夾克，所有人都會覺得你品味非常好，因為你（至少看起來）既沒有花錢也沒有花時間在打扮上。掙錢被認為是最無聊的事情，最糟糕的人是所謂出賣自我的人（Sell-out）。“倒不是因為出賣自我跟錢有關。出賣自我意味著你想做個受歡迎的人，而需要別人贊許只能證明你是個很糟的人。”

所以1990年代是美國年輕人最懶惰的年代。經濟不好不壞，但在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以后，美國人看不到任何潛在對手。父母基本都離婚再婚，家庭關系十分疏離，去公司朝九晚五出賣自我當然也不可思議，所以大家在做什么呢？懶洋洋地組樂隊，懶洋洋地寫小說，懶洋洋地拍低成本電影（成本越低越好），懶洋洋地懶洋洋。1990年7月的《時代》周刊如此形容當年20來歲的人——“他們不高興上班，不高興結婚，不喜歡嬰兒潮一代的思想觀念。他們為什么懷疑一切？他們做不出任何決定，寧可去爬喜馬拉雅山也不想爬職業階梯。他們沒有偶像，沒有主題曲，也沒有什么自己的打扮風格。他們想要娛樂至死，但神志渙散到總是不斷換臺。他們討厭雅痞，討厭嬉皮。他們不斷拖延結婚的時間是因為不想離婚……”

與之相伴的當然是自我懷疑的極度痛苦。“X一代”只有在自恨一事上用盡了全力，做足了功夫，以至于到了2022年，面對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他們無法搞明白自己為何花了那么多力氣自恨。克洛斯特曼談到1999年獲得很多奧斯卡提名的電影《美國麗人》（American Beauty）。后來陷入性侵丑聞的凱文·斯派西（KevinSpacey）演的主人公萊斯特討厭自己的工作，討厭自己的妻子，討厭自己的女兒，討厭自己的生活，每天坐在地下室里抽大麻。當年，克洛斯特曼寫道，掙扎于中年危機的萊斯特被認為是個“存在主義者”，他總是幻想和自己女兒的朋友做愛，而這被認為是“大部分男人的秘密欲望”。《美國麗人》的成功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人們認為這部電影揭露了其它電影不敢揭露的人生真相。然而換到今天的文化語境中，萊斯特會被認為是個“沒長大的小男孩”且“擁有白種男人的特權”，他對少女的性幻想則應該讓他進監獄。甚至萊斯特因為討厭自己的白領工作而跳槽去當快餐店服務員這類滿含自我侮辱與自我損害之1990年代自恨主義“美學行為”，在今天會被看作“對底層階級的輕蔑”。《美國麗人》，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在2022年出現的電影。另一部同樣在1999年上映，很多包括我在內的中國80后在青春期集體偷看過的電影是《美國派》。毫無疑問，它也一定不可能出現在2022年。

每代人總是在潛意識里追求20年前的審美，克洛斯特曼寫道。1990年代是對1970年代后嬉皮文化的一種重寫。互聯網出現以前，這可能是事實，但今天的世界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克洛斯特曼的《90年代》讀起來像一部回憶錄，哪怕“X一代”里年紀最大的今天也不過50多歲，理應是競選總統的年紀。他們在做什么？我們知道的是，那些可以被稱作Garage或后朋克的樂隊大多已經解散，那代作家幾乎不再寫作，而林克萊特大部分的電影都在緬懷 1990年代。每代人的青春都被遺忘被淘汰，這不可避免。

《90年代》（The Nineties：A Book）

恰克·克洛斯特曼（Chuck Klosterman） 著

Penguin Press 202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