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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經濟而言，中國的“存在感”有多強？

近日日本內閣府發布的《2021年世界經濟潮流》報告以直觀的數據，闡釋了日本對于中國制造有多依賴。

報告以疫情前的2019年數據為例，對比了對主要國家與中國之間貿易結構。結果顯示，相比美國和德國，日本從中國進口的商品種類更多。報告指出，在約5000種進口品類中，統計中國所占份額（按金額計算）超過50%的品類，日本有1133個（占比23.0%），美國和德國分別有590個（占18.1%）和250個（占8.5%）。

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華人告訴第一財經，小到華為、小米的手機，大到聯想的電腦等，使用中國電子產品的日本朋友太多了。不僅是琳瑯滿目的實物產品，中國推出的服務和文創產品也逐漸滲透到日本市場。“TikTok（抖音短視頻海外版）近兩年來在日本年輕人間更是走紅。”他說。

與此同時，在疫情后經濟迅速復蘇的中國也從日本大量進口非鐵金屬、汽車及塑料等工業品。從昔日中國游客“爆買”日本，到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貨暢銷日本，中日市場間越發深度捆綁。“距離、消費習慣乃至文化，都是（中國）國內賣家比較好把握的。”上述華人說道。

這些商品源自中國

報告認為，隨著經濟增長，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作用發生了變化。從美國、德國、日本進口來看，從2009年到2019年，中國在各國進口產品種類數量中的占有率幾乎沒有變化。以德國為例，2009年從中國進口的產品種類占其總進口種類數的9%，10年后，這一百分比約為8.5%；日本從中國進口產品的種類占比則略微上升，從2009年的22.4%提升至2019年的23.3%。

那么，哪些與日本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產品源自中國？報告以2019年的數據為例，當年日本市場上的筆記本電腦以及臺式機中，幾乎99%源自中國；當年手機自中國進口的占比也高達86%，較2009年的69%有顯著提升；電腦零配件從中國市場進口的占比約為62%。相對于這些高科技產品，服裝、鞋子等對中國制造的依賴度在2019年較2009年有顯著下降，至50%左右。

上述華人還表示，除了頗具代表性的電子產品，其實，近年來，中國自主研發的手機游戲、中國品牌的服飾，還有在中國已經很普及的支付寶、共享單車，都已“攻占”日本市場，成為日本年輕人的熱寵。

不僅僅是進口，中國市場也是日本各行業不容小覷的出口市場。日本農林水產省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日本農產品出口額較上年上漲25%，首次突破萬億日元，達1.24萬億日元（約108億美元）。在出口目的地中，中國內地以19億美元的市場份額位居第一，緊隨其后的是中國香港及美國，出口額均為14.6億美元。因此，就整體而言，日本農水產品出口中1/3多的去向是中國市場。

日本農林水產省認為，在去年全球疫情仍波動之際，日本農產品出口的激增得益于中國市場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在經濟復蘇階段中中國餐飲業的需求使然。

跨境電商助力中日進出口貿易加速，也迎來了越來越多參與者。今年，日本航空也將開辟新業務，利用中國消費者最熟悉的社交軟件“微信”，將面向有意向中國市場銷售商品的日本企業，提供上架及配送等一攬子服務，涉足中國的跨境電商市場。

東南亞“看起來很美好”

日本內閣府的報告指出，無論哪個國家，進口產品種類集中在中國的現象都不少。但報告也發出“靈魂拷問”：當中國品牌在日本市場怒刷存在感之際，日本有沒有可替代的進口市場？“美國還能依賴加拿大和墨西哥市場向其出口多類商品；德國則呈現出向歐洲各國分散進口需求的傾向；那日本呢？”

早在此次數據出爐前，日本政府曾發起過一項高達2435億日元（約合135億元人民幣）的“百億補貼”計劃，號召日企改革供應鏈，比如遷回日本本土或者搬遷至東南亞。但響應的日企非常有限。

普華永道中國國際稅務合伙人李子聰告訴第一財經，日本制造業部門將部分產能遷到東南亞國家可以追溯到四五年前，當時大部分日企都已經有“中國+1”的策略，將一些相對低端的生產線遷移到東南亞國家，利用當地低廉的勞動力，“但其實多年來，遷移后的日企在東南亞當地發展也是喜憂參半”。

他舉例道，部分日企發現東南亞當地的員工技術能力沒有中國員工那么好。“比如，越南的企業生產成本可能是國內的1/3，但目前中國的勞動力在產出力方面可能是越南勞動力8倍的優勢，因此企業供應鏈調整至東南亞，事實上的成本不一定是真的低。”

在李子聰看來，判斷所謂的生產成本，決不能看絕對生產成本，而是要看當地員工帶來的實際產出力。

去年，長期從事半導體晶圓傳送設備制造的日本Rorze公司就已調整其海外戰略，準備把近些年一直集中在越南的生產基地搬遷至中國。按照公司的計劃，在2022財年，公司計劃在中國利用租賃工廠，進一步推進量產，來滿足世界各地用戶的需求。

據日媒報道，當初Rorze選擇越南市場的原因便是看中其低成本的勞動力。但是疫情的出現打亂了企業的計劃。疫情在當地的持續擴散，使得企業在越南的工廠生產時斷時續。因此在全球疫情依舊嚴峻的大背景下，防疫形勢較好的國家顯然成為了“香餑餑”。為此，Rorze去年在中國的子公司加強了車間建設，然后根據客戶的要求進行調整和投產。穩定持續的產能，對成長中的企業意味著成本更低、市場份額更大。據透露，Rorze公司的計劃是做兩手準備：一方面在越南建立新工廠，另一方面在中國建立中長期的產業基地。

低勞動力成本時代一去不返

多年來在中國市場的深耕，中國市場對日企的吸引重心也在轉變。普華永道此前發布的《2021在華日本企業發展調研報告》指出，最近五年在華日本企業數量基本保持穩定。即便是深受疫情影響的2020年，統計數據顯示，在華日本企業數超過3.3萬家，為5年來的最高。從營商環境看，日企對在華待遇和經營環境總體滿意。報告顯示，65%的受訪企業認為與國內企業享受同等待遇或待遇更好。

對于受訪日企而言，低勞動力成本已不再是日企在華發展首要看重的因素，認同這一比例的受訪企業僅為21%。相反，看重中國這一巨大消費市場潛力的比例高達87%。其中，產業鏈完整度、新業務發展配套舉措、物流便利和財政補貼是日企未來拓展在華投資時考慮的前四大重要因素。

日本瑞穗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菅原俊一（JunichiSugawara）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是，日本對中國在產業方面的依賴性越來越強。日企在將其產業鏈多元化的同時，還必須認識到，在未來，不能僅僅是把中國視為一個出口加工基地，更重要的是一個市場，一個消費這些企業所生產產品的市場。

他表示，隨著《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議》（RCEP）已于1月1日生效，中日首次達成雙邊關稅減讓安排，未來更多商品將在兩國間更順利地流動。

《日本經濟藍皮書》也認為，日本對中國市場的定位已經逐漸從加工制造中心和出口基地，向消費中心轉移。從數據來看，中日雙邊貿易有可能會減少，因為一部分供應鏈不再通過國家間的貿易完成，但是中日之間的經濟聯系并不會因此減弱。

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21年，中日貨物貿易總額達到3714億美元，創歷史新高。近年來中國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國，日本則是中國次于東盟、歐盟和美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