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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疾飛的昆蟲在黃昏時分出現。它是灰色的，毛茸茸的翅膀，繞著報春花的黃花盤旋。一群年輕人，手里提著毒藥罐，手持捕蝶網，嘁嘁喳喳地走進樹林，靴子在硬質的路上擦得嘎嘎響。捕蝶網不捕蝴蝶，而是沖著那只灰色的大飛蛾去的。這條路通往一片黑暗的未知世界——樹林，喬木和灌木，在燈籠火光的照耀下，披上了淡綠色的夜禮服。

隊長領著頭：“看！”他指向草叢，提燈周圍有許多昆蟲在飛舞；年輕人用一塊法蘭絨——蘸了糖漿、甜酒，吸引來了眾多飛蛾，它們貪婪地吸吮著那甜蜜的糖汁，燈光已經將它們徹底罩在了里面，也依然不肯離去，只有翅膀在抖動，似乎有些不安。

但他們還在等待那只最大的飛蛾。尤其是隊伍里的一個女孩子，她緊張地瞅著周圍的風吹草動。她有一雙顯微鏡一般的眼睛，能看到跟一般人不一樣的事物。這時，大飛蛾出現了，就像鳳凰一樣，立刻讓百鳥暗淡下去；它的內翼是猩紅色的，威風八面，似乎傲視一切的樣子，但它一降落，就好像意識到這是個陷阱，于是又撲撲翅膀，漫不經心地飛走了。

人們用燈光追逐它，它不見了，人們放棄了。但當他們一行人離開這里，走向樹叢邊緣時，他們驀然看到，那只大飛蛾就停在一棵最遙遠的樹的樹干上。它也許只是一瞬間麻痹大意了。它立刻被抓住，毒藥罐子把它扣在里面，當它臨死的時候，那個女孩子聽到了一陣響聲，那是黑暗中，一棵大樹倒下了。

飛蛾，俊美而脆弱，潛行于夜間，像晚會上的巨星一樣壓軸登場，飄然而過卻又在劫難逃。那女子正是弗吉尼亞·伍爾夫，在若干年之后，她用文字將這只飛蛾重現了出來：它死去了，這個追求甜蜜、光明的驕傲的犧牲者，無法解釋它死時大樹的砰然倒地，唯一能夠說明的，是伍爾夫曾經許多次地與飛蛾相遇，熟悉它們不顧一切和被捕獲時安然的樣子，也熟悉在黑暗中看東西的樣子。她知道，自己看到的不是客觀現實，而是自己的意識認為自己看到的東西。

弗吉尼亞·伍爾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國女作家、文學批評家和文學理論家，意識流文學代表人物，20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先驅者之一。代表作有《夜與日》《墻上的斑點》《達洛維夫人》《到燈塔去》《奧蘭多》《海浪》《歲月》《幕間》《遺產》《一間自己的房間》《普通讀者》《飛蛾之死及其他》等。

姐妹

飛蛾是弗吉尼亞潛意識里的自我化身。潛意識是一片黑暗之水，人必須趁夜去體驗沉入其中的感覺。在幼年，弗吉尼亞以追隨飛蛾來體會黑暗的時候，她就將自己投放入一種命運：她也要成為那個被追捕的對象，將被不知名的敵對力量所摧毀。

在家里，她身邊就有一只蝴蝶——她姐姐瓦內莎（Vanesa），這個名字，是一種蝴蝶的名字，中文翻譯成“苧蝶”。姐妹兩個關系一直很好，都在父親萊斯利·斯蒂芬的嚴肅管教下長大，共同抵觸父親的權威。她們彼此商定，姐姐以畫畫為業，妹妹則專事文學；但她們兩個之間也有競爭，弗吉尼亞看到瓦內莎站在畫架前畫畫，就也找人打造了一張書桌，讓她得以在書桌前站著寫作。

弗吉尼亞逐漸活成了瓦內莎的一個陰影——相對于日光下翩翩的蝴蝶，夜間出沒的飛蛾就是影子一般，又像是一張負片，顏色與自然光下的色彩相反，憑意識的觸角覓食，來到森林的深處。這片潛意識的森林儲存著那些早已發生過的事情，儲存了很久以前聽到的響動、看到的圖景。

弗吉尼亞的身體也比瓦內莎差很多。困擾她的最大的病灶就是精神分裂。從1895年，她15歲開始，到她42歲寫出長篇小說《雅各之屋》，12年間，她曾五次出現精神崩潰的情況。但生病對于一個夜行動物來說似乎是必需的：每次身體疼痛，頭腦中就會有什么東西涌出，又好像有一雙翅膀在頭腦中撲打，她能聽見它們的聲音。因此，每次開始臥床，她就明白自己又有新的作品可以寫出來了，她覺得自己又回到了一只蛹的狀態，在蟄伏，在醞釀起飛。

那雙翅膀從小小的蛹中掙扎著冒出來，那么大，卻又完好無損，這種自然界里難以解釋的奇跡，完美地對應于弗吉尼亞和她的小說：一個渺小而虛弱的身體，創出了完整而不失為“宏大”的文字結構。那就是1922年的《雅各之屋》。因為她太虛弱，所以弗吉尼亞的朋友，或者一些認識她的人，都說她到此為止了，這么一本書——如此細膩和詭異，卻又能夠成立，可想而知耗費了多少心力——足以把她榨干。小說里連一個鮮明的人物形象都沒有，很難想象，弗吉尼亞還能繼續產出這樣的作品。

她的精神狀態也令人疑惑、擔憂，書出版的前后，她陷入了一種著迷的狀態，寫作顯然直接影響到了她的健康和理智。

父親

可是，過了5年，她在日記里說：別人當初都說我到此為止了，說我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可我看到這條胡同延伸得很長很長，在胡同的遠處，站著一個老人。

這是個什么樣的老人？他是一個威嚴的家長，用自己的胡子和胡子上方威嚴的目光來控制人——控制他的女兒。他就是弗吉尼亞的父親，萊斯利·斯蒂芬，或者說，是一個死去的上帝。萊斯利生于1832年，逝世于1904年。1928年12月28日，弗吉尼亞寫下了一則日記：

“今天是父親的生日。如果他不死，他應該是96歲了。是的，今天他本來應該是96歲了。像我們所知道的其他人一樣，他本來可以活到96歲；但上帝大發慈悲，沒有讓他活到那么老。他的壽命會把我的生命全都給毀了。如果他長壽，那么會發生什么情況呢？我什么也寫不成，書也出不了——真是不可想象。”

正是靠了這種對父親的執念般的思忖，弗吉尼亞出人意料地“續命”了。她開始寫她的《到燈塔去》。

女兒很難推翻父親，不管他是活著還是已經去世，不管她是敬愛他更多一些，還是畏懼和厭惡他更多一些。如她所講，父親的形象在她個人的生活中，以及在她想象的生活中，何其鮮明而強硬，倘若父親一直活著，那么她的創作只能終止，因為他是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男性家長，在把女兒們培養成賢明乖順的主婦這一點上，萊斯利·斯蒂芬自認責無旁貸，而且志在必得。弗吉尼亞后來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談到英國出產的最偉大的作家——威廉·莎士比亞，她說：莎士比亞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妹妹，而我是她的后輩。這位女莎士比亞寫詩，水平不亞于她那位天才的哥哥，然而社會習俗不允許女性公開創作，也因為她沒有經濟獨立的可能，她的詩被人冷落，她被人羞辱。

實際上，并不存在這個女莎士比亞，弗吉尼亞想象出了這么一個人，以此舉例，說明在文學的歷史脈絡中，女性是一條被壓抑的潛流，因為缺乏經濟和社會的獨立，女性沒有聲音。

而在《到燈塔去》這部小說里，她也寫了一個名叫詹姆斯的男孩，如何同父親爭奪母親。有一天，詹姆斯的媽媽跟他保證說，如果天氣好的話，他可以到燈塔去。聽了這話，詹姆斯就覺得，燈塔這么一個奇觀，好像已經很近了，只要經過一個漆黑的夜晚和一個白晝的航行，就能看到它，而航行途中的任何耽擱、考驗和折磨，都會把航行變成一次出色的遠征，讓目的地的景色更加瑰奇壯麗。

但是，在媽媽給出保證之后，父親突然開口說了一句話：“但是天氣是不會好的。”

這就是弗吉尼亞眼中的父親，一個慣于以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來駁斥孩子的夢想的人。他是一個老人，一個揭露者和反對者，詹姆斯的夢幻被他戳破了，他說，假如自己當時手邊有把斧子，或者有把火鉗，或者任何可以在父親的胸口戳個窟窿并且殺掉他的兇器，他都會馬上抓到手里……

多年以后，詹姆斯已經許多次去過燈塔了，但是，當他最后一次出航去燈塔時，他仍然以為自己將像以往一樣想起父親，父親正坐在他的面前，隨時可能站起來責罵他，而他，詹姆斯，就準備要抄起一把刀子刺向父親。但實際上，這一次，他的眼前卻出現了一個小孩，正坐在童車里，看見一輛車在不知不覺中壓壞了某人的一只腳。這只腳變成了紫色。這番景象，表明詹姆斯知道，在他意識到父親給他帶來的傷害時，這傷害早已產生了，他那個本該幸福的童年世界已經凋零、枯萎了。“但是天氣是不會好的。”父親的這句話壓在了他人生中，迫使他睜開眼，去看向大海的前方，看向那座影影綽綽的燈塔：那是他消失已久的母親，是一個女性長輩，也是弗吉尼亞本人所想象的，那個被壓抑住的文學前輩——女性的莎士比亞。

布魯姆斯伯里

可是《到燈塔去》的主人公詹姆斯畢竟是一個男孩，而不是女孩。弗吉尼亞并沒有興趣去把一個虛構的莎士比亞的妹妹活靈活現地寫出來，將她變成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從而為后人所謂的“女性主義”提供什么激勵。在她這里，現實世界，遠不只是一個女人被男人壓迫、必須與男人爭斗的世界，相反，她認為只要是有創作才能的人，不論男女，都會在這個世界里面對同樣的處境——都需要一間自己的屋子。

對她來說，這間屋子，可以說就是布魯姆斯伯里。這是倫敦戈登廣場的一所宅第，在那里，從1905年開始，弗吉尼亞姐妹和她們的兩個兄弟索比和阿德里安，每個星期都舉辦友人聚會。從晚上十點開始，一直到凌晨兩三點，一群人喝著威士忌，吃著小面包，侃侃而談。沒錯，這是一些精神貴族，不客氣地說，是一些四體不勤的社會寄生蟲，他們的生活閱歷狹窄，活動范圍有限，以文學為高雅的消遣，以精妙地賞析各種作品、擯棄無聊平庸的東西并深耕感受力和幽默為志趣，而不是像雨果、狄更斯、托爾斯泰這幾位常常被等同于“文學”本身的大作家那樣，以改變世道，提升社會的道德水平為己任。

這個小團體受到無數批評和鄙視，他們以藝術為宗教，相信神秘主義，好像逆歷史潮流而動。可是弗吉尼亞和她喜歡的那些兄弟、朋友，卻反過來還要社會稱贊他們，稱贊他們頂級的審美趣味和清高的、蔑視一切的作風。這個小團體，也正是在1904年，弗吉尼亞的父親萊斯利死后才形成的。父親逝世時，弗吉尼亞沒有顯得多么傷心，相反，她忙于對前來吊唁的人做各種挑剔：她讀那些吊唁信，那些訃告，覺得信中用的詞句都十分庸俗，很不準確；有個女人前來看望他們，她說話特別快，弗吉尼亞立刻就聽不下去了，她做出了一副十分疲憊的樣子，讓那個女人早點走人。

權威赫赫的男性家長，在弗吉尼亞的眼前讓開了位置——她得以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可是這間屋子里，她喜歡的那些人卻無法久住。疾病，是那么容易通往絕癥，在那些年里，和戰爭一樣，是縈繞在所有人頭頂的陰云。就在父親去世后兩年，弗吉尼亞摯愛的哥哥索比，竟然因為傷寒而早逝，年僅26歲。這件事帶來的悲傷，和對這種悲傷的反復咀嚼，讓弗吉尼亞更加不屑于為自己那種冷視世俗的眼光辯解，她知道，她所擁有的絕不只是世人眼里的安逸生活，她擁有的是一種心理活動，它遠遠高于生活本身。

飛蛾

她在之后幾年里寫了一些小說，看得出來，她是在適應哥哥去世的事實。在這些小說里，斷斷續續地，出現了飛蛾。有時候，飛蛾出現在一個人墜入愛河的時候，有時候，又出現在人死去之后。飛蛾總是神秘的，別人不知道它為什么出現，因為它屬于夜晚，本該是看不見的；當它越過了白晝和黑夜的界線，出現在人們眼前，或許就帶著另一個世界的信息。

弗吉尼亞有一則散文，叫《讀書》，既然叫“讀書”，那就該好好地寫自己的閱讀經歷，可是，正是在這篇文章進入高潮的地方，她寫到了開頭所說的，一行人走進森林深處誘捕飛蛾的經驗：黑暗中的一盞燈，召喚飛蛾從黑暗中浮現，紛至沓來，在草叢里發光，帶著翅膀上的各種磨損，各種在塵世間沾染的污垢，各種透露著遺傳基因的色彩和斑點。

對一個普通人來說，對生命中的摯愛獻上緬懷的方式，就是把下雨看作天空的淚滴，把變化的光線看作故人目光的閃爍，在樹葉和花朵中找到各種思念的載體。但對弗吉尼亞·伍爾夫來說，這還不夠。飛蛾，也許起初，一度是她哥哥索比在天之靈的化身，但后來，當活人留給她的印象越來越淡漠，她就把飛蛾看作了她自己感受中的各種詞匯，詞匯和飛蛾的翅膀一樣，圍繞著一點光亮，若隱若現，只有隨時專注而聰慧的頭腦才可以捕獲。

當她在1926年9月，寫《到燈塔去》的時候，她忽然在一則日記中說：“每個早晨，我在準備寫作之前，總是用自己的觸角在空中四處探索”——這時，她已經和她四處尋找的詞匯合二為一了，也和她的哥哥索比，和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時光——布魯姆斯伯里時光——不分彼此了。為此，她付出了5次精神崩潰，以及常年病痛纏身的代價，而她也在對陣疾病和崩潰之中，實現這樣一種轉化。

病痛與意識流

健康對弗吉尼亞的意義，和對我們所有人都不同。在疾病面前，所謂的正視和超越疾病，對她沒有任何意義。她利用發燒來感受體溫的變化，她在疲憊不堪的時候，就能感受到生物的自然凋謝、蟄伏，她的精神活動，有時候不得不停頓下來，于是又回歸了蛹的狀態。她在一篇日記里說，即使是輕微的感冒，打幾個噴嚏，也是對人有利的，因為：

“當健康的光焰微弱時，那未曾發現的國度就顯露了出來，那靈魂中的荒原和沙漠……那古老的、根深蒂固的橡樹，被疾病連根拔起，它帶來的精神變化何等巨大，何等驚人。在疾病中，人的思想，仿佛經歷了一場使沙漠變成沃土、讓野蠻人得到教化的世界大戰，思想渴望健全，從而讓感官恢復平衡。人的理智，應該是失去約束、到處游蕩的，這將使我們恢復孩子的眼睛。”

那未發現的國度，那潛意識的國度，不是醫生在病歷本上潦草的記錄，而是一篇篇文章和小說里披露的角落。她的頭腦不能懈怠，否則就要從那個空間里滑落出來，被迫與自己破碎的肉身孤獨相依了。于是，她總是迫不及待，在一部作品接近完成的時候趕忙構思下一部。《到燈塔去》寫完之前，她決定，把自己的下一部小說，就命名為《飛蛾》。

這本書，將沒有連貫的情節，而只有思想意識的流動，它們就像飛蛾，這種最最捉摸不定的昆蟲。“印象”這個詞，我們都會用，但畫家想要逼近它、呈現它，作家想要用文字記錄它、描繪它，是需要天才的。歐洲的印象派畫家做到了，他們描繪出的圖像，完全不同于客觀事物卻超越于事物之上，而弗吉尼亞說，我要去書寫的那種東西，像是一種用神經纖維探觸到的褶皺一般的薄膜。意識造就了印象，而文字要書寫它，近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后來這本書真的問世了，它不叫《飛蛾》，而叫《海浪》。海浪是一重重涌起又落下的能量，是任性流動、無法用物理工具丈量和推算的東西，它取代了飛蛾，來代表弗吉尼亞心目中，人的意識和無意識的無窮的創造。

沒有幾個人能夠讀進去這本書，因為書中的6個人物，從人生開始產生意識，到一個個離開人世，他們生活的全部經歷都深藏在內，他們都屬于那座幽暗的森林。但這時，弗吉尼亞已不在乎《海浪》能否贏得幾個讀者。她是一個點燈的人，吸引著人物像飛蛾一樣聚集，可她不會就此轉而描繪那些飛蛾的樣子：因為她忠實于自己的眼睛，眼睛并沒有看清，只是感覺翅膀在亮光周圍忽閃；這時，頭腦在設法從混沌中提煉形態，不顧一切地將它們形諸文字，有時候，這文字讓人豁然開朗，有時候則讓人繼續困惑，繼而沉迷。

她在另一篇散文里，寫了她觀察到的一只撞擊窗玻璃的飛蛾。它橫著豎著撞過去，朝著窗外的光亮，一次次地失敗，最后落到窗臺上。這不是晚上，而是正午，飛蛾不應該出來，但它的細腿與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艱苦地搏斗。它終于翻過身來，這是一個贏得了尊嚴和同情的動作，隨即它的身體就僵硬了。微不足道的勝利之后，是永久的安寧。對弗吉尼亞來說，這渺小的飛蛾之死，足以讓一個超級的審美頭腦進入癲狂，也足以讓她身外，那個秩序井然、活在虛榮和確信之中的英國社會悄然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