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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樓拜在完成了《包法利夫人》第二部分第九章后，發狂一樣地寫道：“寫作是件賞心樂事啊，你不再是你自己啦，你走進了一個完全屬于你所創造的世界里。比方說吧，今天，我，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既是情郎又是情婦，在一個秋日的下午，于大森林的紛紛黃葉之中策馬奔馳，我還是那駿馬，那風，我還是出自我的人物口中的詞語，甚至是那紅日，它讓他們幾乎閉上了愛已干涸的眼睛。”

如果不讀《包法利夫人》，可以談論福樓拜嗎？可以，就讀他的書簡吧。

禁欲的隱士

福樓拜寫信，動不動就寫high了，仿佛忘了信本身的功能一樣；他要把書信變成一種體裁，而他自己正是這種體裁的巔峰。他似乎預感到，未來人們將不再讀紙質的信，從而徹底喪失了一種習慣，一種文化，甚至不能想象寫紙信、讀紙信的感覺，到那時，會有一些人把他的書信發掘為珍寶。

比福樓拜晚一些的王爾德，在一種世紀終結的壓力下，繼承了福樓拜的信的作風，以及那種以文字為神圣的使命感。某次，被人問起那天干了什么的時候，王爾德說：

“我整個上午都在為我的一首詩做校對，并拿出了一個逗號。下午我又把它放了回去。”

可以不信這話——王爾德當然很善于夸張；但就像帕斯卡爾用打賭的方式來勸人“不妨信神”一樣，我們真不如相信王爾德，因為即使他說了假話，我們也不覺得受了欺騙，反而更能欣賞王爾德的自戀——始終把自己作為最珍貴的藝術作品，為了公眾而百般塑造它。而當你讀到福樓拜的一封信里說，他花了3天時間做兩次修改，又花了5天時間做一次修改，通常平均得花12小時才能寫完一頁的時候，你就更應該相信他。

如此的遲滯，反復推敲，是為了尋找最準確的詞，最準確地表達觀點，描繪最逼真的場景，就仿佛我們的生命取決于它。福樓拜的自信，在于他認為作家所做的事情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值得付出一生的時間去犧牲，去痛苦。藝術是一種世俗的苦行，是無宗教者的朝圣，披發跣足，齋戒沐浴，一連多少天不沾葷腥，才能體會“殘忍的美味”；寫東西的人是奴隸，沒命地干，其他什么都顧不上了。沒有書信，我們不會知道19歲的時候，福樓拜曾想過要把自己去勢，這是他在給女朋友露易絲的信里說的（露易絲回信問：“什么叫去勢？”）。之后兩年內，他就不再碰女色了。他沒想過兩年后該怎么辦，在那時的他心目中，閹割就是閉關修煉前的破釜沉舟，相當于你現在為了認真讀完一本書而關閉wifi。

克洛伊塞是他到死沒有離開過的地方。他被稱為“克洛伊賽的隱士”，眾多以他為榜樣來支持自己的文學平輩和后輩，都忍不住去書寫他們心目中這位隱士的模樣。毫無疑問，福樓拜不是生而自卑、只能投身寫作、避開人群，他是個大個子，金發飄逸，嗓音洪亮，就像2000年前反抗羅馬人占領的高盧勇士。當他每年有一個多月住到巴黎的小公寓時，那些名流就都來了：屠格涅夫、龔古爾兄弟、圣伯夫、左拉……精通法語的亨利·詹姆斯也是這些人之一，他用他標志性的辭藻在緬懷文中追憶道：

“他有……一個小小的棲息地，在遙遠的、當時幾乎是郊區的圣奧諾雷的盡頭，在星期天的下午，在一望無盡的樓梯頂端，在一片談話和煙霧中遇到了大多數巴爾扎克傳統之下的小說家……除了談話，有極大的強度、極端的多樣性的談話之外幾乎沒有別的……”

詹姆斯仿佛是在寫句子的過程中搜索詞匯的，于是主角要在一連串有關時間地點環境氛圍的描敘之后才謹慎地出現，句子就如同福樓拜公寓的樓梯那樣長而不斷，一眼看不到頭。晚期的福樓拜很少去巴黎了，就蝸居于克洛伊賽，真正成了隱士，一個獨身主義者，像僧侶一樣。不過這可能也是被迫，是生理上吃不消的結果。因為1878年，福樓拜給他的一個文壇晚輩、也是有名的梅毒患者居伊·德·莫泊桑（也是福樓拜一位老友的侄子）寫去這么一封信，讓人讀后不由得聯想更多。福樓拜勸莫泊桑節欲：

“你抱怨做愛是'單調的'。有一個很簡單的補救方法：別做愛……你必須（年輕人你聽到我說話了嗎？）多做些正事，比你做得更多……你生來就是要寫詩的：寫吧! 其他都是白搭。”

狂喜與苦行

比起一般的書，書信是與紙張聯系更加緊密的文字形式。標準意義上的書信，是一些不為發表而寫的、具有隱私性的文字，情感在紙上的每一個字里集中，不加掩飾地流露個性，簡單如一個“匆此”“敬上”“盼復”，都仿佛是從寫信者心里生生掏出來的一部分；“見信如晤”這四個字絕非說說而已。讀福樓拜的書信，豈止是“窺私”，簡直就是明火執仗地闖進他的內心。就像開頭那封信里的幾句話所顯示的，他狂喜起來的狀態，豈止“漫卷詩書”所能概括——他雌雄同體，他天人合一，他可以融合世上的所有極端的傾向。

在福樓拜和他唯一談的時間比較長的女朋友——露易絲·科萊的關系里，就是狂喜和苦行一體的。兩重性的機制始終在他身上起作用。對露易絲的愛戀，幾乎將他趕進修道院甚至沙漠，讓他變成一個秘教狂人。她比他大10歲，就像福樓拜14歲時愛上的26歲的艾麗莎·施萊辛格夫人一樣（后來他也一直和夫人保持精神戀愛關系），為他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人母般的懷抱。更有意思的是，這種依戀，甚至還不只是拿對方當純異性（不管是女友還是母親）來對待，它還多少表現出他的同性戀癖：他覺得成熟女人身上有男人味。他給露易絲寫信說：“我正在向你雄性的頭腦表白呢。”“我拿你當一個男人，而不是女人。”

哪怕他已是150年前的人，讀到某些信里的話，正經人都不免為他害臊。福樓拜1846年戀上露易絲，后來，在寫給露易絲的信里，他經常繪聲繪色地描寫自己昔年在巴黎的顛鸞倒鳳。比如，他告訴露易絲：“我記得你的手帕，我看到了你的血，我好希望它全是紅的呀。”——跟大姨媽無關，多讀幾封信就會發現，福樓拜喜歡咬女人嘴唇，有一種變態的戀血癖：

“我有一頭野獸那樣的渴念……一種嗜血的愛，能把肉身咬得粉碎。”

他一次又一次把露易絲弄得哭叫出聲：“我咬你的唇：小紅點點還在那兒嗎？”在兩人剛剛建立關系時，福樓拜就說，自己的擁抱如同那些會給母貓放血的公貓一樣；當戀情走到盡頭，這個貓的形象以一個升華了的形式重現：“我很像老虎，他龜頭的頂端長滿了虎鬃……用來撕碎女人。”

書信、日記的內容足以改變對一個人的印象。想想那是19世紀，同性戀尚且不為社會觀念所忍，而況任何形式的虐戀。很難想象，像詹姆斯·喬伊斯或威廉·巴勒斯這樣徹底的現代作家，會沒有受過福樓拜的啟發和激勵。當1856年，《包法利夫人》分六部分在雜志上連載時，其中的通奸和自殺，對拿破侖三世的政權而言實在是過分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公訴案開始了。福樓拜最終贏得了它，將近80年之后，《尤利西斯》也贏得了一場類似的官司，從而得以不刪節地出版。不僅如此，喬伊斯對官司的反應，也跟當年的福樓拜相似：兩個人都元氣大傷，健康每況愈下。福樓拜在給朋友的信里說：

“這一切讓我身心俱疲，連走一步路、捏一支筆的力氣都沒有了……我想回去，永遠回到我的孤獨和沉默中去；什么都不發表了；再也不被人提起。”

這狠話沒有兌現，后來他還是繼續發表作品。但是他比之前更加回避公眾，回避媒體。他在一封信里說出了每個擁有真正的寫作才華的人都想說的話：“新聞媒體是一所用來把人變成畜生的學校，因為它讓人不必思考。”他拍過照片，但是禁止任何媒體使用他的照片；他也沒有接受過采訪。這些情況都違反了我們對一個名人的認識——這種對隱私的嚴密保護足夠讓他籍籍無名一生。

只顯現在作品里

他的狂野暴烈，與他在《包法利夫人》中表現出的沉著冷靜，都是真實的，像他自己所說，“一個作者在他的書中，必須像上帝在宇宙中一樣無所不在，無所不顯”。然而，上帝只是“顯現”，透過各種異象，例如風雷、大雨、燃燒的荊棘，來發出自己的信號，卻從來無人能夠看到上帝的模樣。這正是福樓拜對自己的定位：只能顯現在作品里（從而無所不在），不能被見到。他有過一句話——“在把私人情感變成文學之前，我要被活剝一層皮的”——像是在預估披露他的私人信件的那種可能的情形，又像是在敘述他為了把自己“顯現”在作品之中所必須付出的艱苦。

喬治·桑是在《包法利夫人》出版后與福樓拜成為朋友的。桑在日記里說過，福樓拜多次到她家拜訪，有一次兩人共進午餐，之后跳起了舞：“福樓拜穿上女裝，和普勞凱特一起跳卡丘卡舞。這很怪誕，我們都像瘋子一樣。”在親密私交的場合里，福樓拜是豁得出去的（不要用“異裝癖”這種“新聞媒體”習慣的詞匯），然而他斷然不會想到，自己的這般行狀會被無數的讀者所了解。你若是知道，平時的福樓拜不愿接待任何突然來訪的客人，就會覺得他的靈魂也會在你讀喬治·桑的日記時局促不安起來。

更不用說他自己的信被人看見了。他實際上是想要毀去一些書信的。1877年，他就跟老朋友馬克西姆·杜康約定，燒掉二人1843~1857年間的所有通信，兩年后，他又和莫泊桑一起整理了自己平生所收的信件，并把露易絲給他的信銷毀。可是他能做到的僅此而已。杜康和莫泊桑都沒有依約辦事，露易絲也把福樓拜給他的信都留了下來。恐怕只有這樣的解釋能讓他安心：他的信寫得太好，就連他收到的信都為之增輝，讓人不舍得扔棄。

正如亨利·詹姆斯在《包法利夫人》英文版的序言中所寫，福樓拜“生是小說家，長是小說家，活是小說家，死也是小說家，呼吸、感覺、思考、說話、執行生活中的每一項操作，都是小說家的身份”。他的獻身精神太過強烈、太過無私，絕對能支持后世的藝術家克服挫折、走出痛苦。他每次提筆寫下什么，與其說是在書寫，不如說是某種書寫藝術在書寫他，因為其專注度實在太高了。在中東旅行期間寫給母親的一封信中，他說：

“當一個人做某件事情時，他必須一門心思地做好它。那些整個白天賣羊油、晚上寫詩的混蛋日子是為平庸的頭腦而設的，他們就像那些同樣適合被人騎乘和拉車耕地的馬——那是最低等、最差的馬，既不能跳過溝，也不能拉犁。”

以這種專注的才華的名義，以《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圣安東尼的誘惑》《布瓦爾和白居榭》的名義，福樓拜的那些流淌著虐戀和倒錯意味的信中詞句，似乎也都無可嗔怪了。這算是藝術家的特權吧？的確是。但只看到這一點也嫌淺薄。我們是再也回不到書信的年代了，不知道寫信人，尤其是寫信給自己仰慕或愛戀的對象的人，對信寄托了多么深的情感。要么不寫，寫就要寫到讓收信人在拿到這封信的時候，依然能感覺到它包含了一顆風塵仆仆的心，在讀信時，依然能感受到寫信人的情感和他留在信紙上的溫度。為此，信中的內容往往是過分的，一句平淡的“我愛你”，是不足以抵抗時間和距離的損耗的。

金字塔的塔頂

當然，如果福樓拜的才華并非頂級，他大概率也要承受“以寫下許多充滿情色內容的書信聞名”的蓋棺定論。可他爬到了金字塔的尖端，從而被他所投身的事業給完全地庇護了。這個規律，在各個領域都是如此。就像美國文學批評界的耆宿喬治·斯坦納，2007年他78歲，出了一本《未寫之書》，其中整整一章，都是用他標志性的華麗語言，描寫自己年輕時同9個女人的性愛關系，而且個個不重樣。讀者買了書，紛紛翻到第三章“愛神的語言”看個究竟。老了老了，名譽地位無可撼動，什么話都可以敞開了說。

可那畢竟是回憶錄，可以虛構，可以夸張，我們肯定不希望，一個掘自地下的精美古瓶，是某個頗有心計的古人有意埋在那里，就為了讓后人發現的，那樣一來，它所要傳遞的信息的價值就會打上折扣。我們相信書信，正是因為它不騙人，哪怕有意的掩飾也會暴露作者的真相，如同戴著手套作案，也會在物件上留下可以采集的痕跡一般。福樓拜很清楚名譽同金字塔的關系，他在一封信里，以窮形盡相的頑劣說出了大致相同的意思——我們會喜歡這種頑劣，并管它叫“真實”：

“想要圣潔地活著，在干凈、新鮮的空氣之中活著，就要把你自己放在一座金字塔的塔頂，不管它是哪一座，只要它巍峨高大，底座穩固。啊！那上面并不總是‘好玩’的，你徹底地孤獨著；但是，能從這么高的地方往下吐唾沫，會給你一點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