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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國家陷入財政危機，政府沒錢了，怎么辦？今年是辛亥革命爆發110周年，在諸多晚清歷史敘述中，《帝國經濟風暴：大清帝國最后70年》是少見的專門從財政角度出發，展現清政府采取的經濟政策如何將自己一步步推向末路。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日常生活中人人都知道錢很重要，但歷史研究中一旦涉及財政、經濟制度等問題，大眾興趣點就降低了，比如同樣是談明代中期歷史，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被一版再版成為學術暢銷書，而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關注度卻遠遠低于前者。

《帝國經濟風暴》作者、青年歷史學者張昕冉說，經濟史研究比較枯燥，不像王侯將相、才子佳人，有很強的故事性。另外，古代史書多以政治事件記載為主，經濟方面的材料較少，也給經濟史研究帶來難度。但不管儒家如何恥于談利，“錢袋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晚清來說。

乾隆盛世背后的危機

在張昕冉看來，晚清財政危機其實始于乾隆后期。2016年，歷史學者張宏杰也寫過《饑餓的盛世》，揭開盛世光鮮背后的腐爛。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國政府派出的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時，他們看到的是極為嚴重的貧富差距，所謂“富者連阡陌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馬戛爾尼在回憶錄中說，“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

“人口和土地矛盾急劇上升，愈演愈烈，清末財政危機在‘康乾盛世’就有預兆。”張昕冉說，作為農業大國，清政府主要在土地上征收稅賦，田稅占了大頭。清初是按照人頭數收稅，將丁銀和田賦合并上繳。有些地方為了逃稅，出現戶口隱匿等現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康熙廢除人頭稅，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口數作為征稅標準，之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從雍正開始全面推行，把固定下來的丁稅平攤到田賦中，征收統一的地丁銀，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攤丁入畝”。

這個財政政策帶來一個問題，中央政府對地方征稅的考核依據變成田地數量，上級領導每年到地方調查田畝，以此訂立征稅標準，如果完不成，地方官員會受懲罰。于是很多地方官員思前想后，覺得還不如少報增加的田地數量，以求無功無過。“當時這樣想法的官員不少，以至于整個清朝中期財政收入增長都極為緩慢。”

財政收入沒有增長，人口卻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鼓勵下激增，數量嚴重超過預期——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突破2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億，到鴉片戰爭前夕的道光十四年（1834年）更是達到4億。這種情況下，人口與土地的矛盾變得越來越嚴重，人均耕地面積從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27.92畝，到150年后的道光十四年僅有2.84畝。保守估計，人均糧食生產總量從康熙二十四年到道光十四年下降了一半多。

“當時中央政府確實也減稅了，這在歷史上也是一種最為有效的辦法。但問題是，稅負額下降幅度遠比不上人均糧食減少的幅度，結果就是老百姓剩余的糧食仍然不足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張昕冉說，到了嘉慶、道光年間，“康乾盛世”的輝煌早就落幕，財政虧空越來越大。

厘金嚴重摧殘晚清商業

為了解決財政危機，清政府也出臺了很多措施。《帝國經濟風暴》中詳細介紹了晚清對外貿、財政、貨幣、海關等方面進行的各種改良，通過這些細致的描述可以看到，各種改革不僅無力回天，甚至還引發了一系列復雜的連鎖反應。

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為了籌措錢糧平定叛亂，清政府想了很多“創收”辦法，開中國稅收史上向商人征稅先河的“厘金”就此出現，直到民國20年才退出歷史舞臺。

厘金誕生實屬偶然。咸豐三年（1853年），在揚州江北大營幫辦軍務的刑部侍郎雷以諴為了多養兵抵抗太平軍的進攻，發明了一種新的捐納方法，要求米商每銷售1石米就繳納50文錢。由于揚州是江南產米之地，且捐納數額較少，商人很快就完成捐厘助餉的目標。咸豐皇帝看到雷以諴的方法后十分高興，要求江北大營按照實際情況“酌情辦理”，相當于默認厘金推廣，嘗試以收取商稅的方式填補財政虧空。

厘金在執行過程中很快就變樣，“值百收一”在大部分地方被拋棄，直接以2%的稅率開征，上海地區由于商業發達，稅率更是高達3%~4%。“這種制度對商業摧殘非常嚴重，為本國商品的滯銷和外國商品的長驅直入提供巨大便利，造成的損失遠高于清政府從中獲得的一點點收益。”張昕冉說，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就是鴉片戰爭前，茶葉是清政府出口的拳頭產品，遠銷海外。厘金出臺后，每百斤茶不僅要交二兩五錢的關稅，一路上還被各地方政府收取厘捐，導致出口成本畸高，中國茶葉在海外市場的多年耕耘毀于一旦。

“以清政府的治理能力而言，當時無論他們采取何種措施，都會無可避免地加大危機。”張昕冉說，原因是統治者對底層民眾“習慣性熟視無睹”。這種無視，不僅是制度上的，還有思想上的。當官員們將人民置于地方精英的管理之下，其實就已經放棄了政府對人民的管理職責。“人民只能老老實實耕田勞動、繳納賦稅，這些是官員的政績，除此以外他們不具任何現代公民的權利與義務，除非忍受不了發動起義，底層才會引起上層的重視。這種思想上的短視，對現代國家的形成是極為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