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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是一門研究時空的學問。百年探索，我們已可以初步把握中國古代文明的時空分布和譜系脈絡。

《考古中國——15位考古學家說上下五千年》擷取了15處大遺址，請14位親身參與考古工作的考古學家來細致講解，這是一場饕餮盛宴。這里的“大遺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國古代歷史各個發展階段涉及政治、宗教、軍事、科技、工業、農業、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的歷史文化信息，具有規模宏大、價值重大、影響深遠的大型聚落、城址、宮室、陵寢、墓葬等遺址、遺址群。

有學者對這些“大遺址”的重大意義做了提煉：第一是認知中國文化之源的地位；第二是擁有探索中國國家文明起源的意義；第三是展現中華文明5000多年連續發展的最佳例證；第四是中國文化多樣性的生動詮釋；第五是對中國這樣的文明古國、國土大國與文化大國的空間表達；第六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交融共生、相互輝映的典型例證。本書推出的15處大遺址就從各個方面對上述歷史意義做了生動的闡釋。

大發現見證中國考古百年史

今年，正好是中國考古學誕生百年。《考古中國——15位考古學家說上下五千年》收錄的15項考古發現，從1921年發現的河南澠池仰韶村，到2020年發現的陜西靖邊清平堡，是中國考古百年發現與研究史的縮影；從“50后”到“70后”的14位考古學家，活躍于20世紀80年代直至今日，見證了中國考古學的轉型與發展。

從這些大發現中，我們可以窺見若干考古學方法技術的進步，嘉惠學林。譬如，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系第一代“海歸”，他在主持安陽殷墟發掘工作之初，就開始安排對遺址進行地形測繪，到了發掘后期的20世紀30年代，殷墟的發掘方法已經由原來局限性較大的窄探溝法改為全面采用大規模探方法，從而發現了大量遺跡現象并基本上摸清了其結構和相互關系。李濟先生對殷墟陶器和青銅器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中國考古類型學的肇始，而梁思永先生在殷墟發掘中對“后岡三疊層”的判定，則標志著考古地層學在中國的確立。

同樣是梁思永先生，在總結了山東章丘城子崖城址和河南安陽小屯建筑基址發掘經驗的基礎上，首次辨識出了夯土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遺存。到了20世紀60年代二里頭遺址的發掘，我們的前輩則可以比較從容地全面揭露面積達10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宮室建筑基址了。新興的遙感考古和水下考古，則使得中國考古學進入了“陸海空”全面發展的新階段。

全球文明史視角下的古代中國

英國藝術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牛津大學教授杰西卡·羅森爵士，是在童恩正教授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特殊的人文地理學概念，她稱之為美麗的“中國弧”。她認為，古代中國的版圖可以從自然和文化的角度分為3個區域：一是東南的中原地帶；二是西北方的草原地帶；三是在這兩個氣候、經濟、文化頗為不同的地理區域中間的那個彎彎的、像半月形的區域，就是“中國弧”。

羅森教授認為，在“中國弧”的西側，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步伐和整個歐亞大陸中心地區同步；在“中國弧”的東側，古代中國則是另一種獨特的面貌，與歐亞草原的發展步伐并不一致。正是這個美麗的“中國弧”，成為東西方交流的紐帶和橋梁。“中國弧”是理解歐亞歷史長時段效應的一把鑰匙，是一個“超穩定結構”。更有學者指出，半月形文化帶的形成顯然與青銅時代全球化的出現有很大關系。可以說，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和“中國弧”，就是我們從歐亞大陸文明史的視角解讀早期中國的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是的，中國從來就不是自外于世界的，它一直是在汲取其他文明體先進要素的基礎上揚棄、創新，生發出自身特色的。2018年5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召開新聞發布會，請國家文物局、教育部、科技部有關負責人介紹了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成果有關情況。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代表項目執行專家組在介紹中說，“中華文明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廣泛吸收了外來文明的影響。源自西亞、中亞等地區的小麥栽培技術、黃牛和綿羊等家畜的飼養以及青銅冶煉技術逐步融入中華文明之中，并改造生發出嶄新的面貌”。這顯現了我們在看待自身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關系上的一種自信。

“只懂中國已經搞不清中國了。”在研究中，我們常常發出這樣的慨嘆。

到目前為止，人類已經歷了幾波大的文明潮了。第一波大潮，可以上溯到人類走出非洲，在距今10萬年前后。在幾萬年之內，人類的足跡就幾乎踏遍了全球陸地的絕大部分，包括我們所在的東亞。這應該就是全球化的開端。

第二波大潮，就是大約10000年前的“農業潮”。在此之前是數百萬年的攫取經濟（狩獵和采集），之后人類馴化動物和植物，定居的農耕經濟開始。由積蓄到私有財產、人口繁衍、社會分層，人類走向了社會復雜化的階段，出現了國家。

既有的研究表明，彩陶之路是距今5000多年以來形成的以彩陶為代表的中西農業文化之間的交流通道，并以人群的遷徙為主要交流方式。距今約5500年以后中亞的鋸齒紋彩陶等對中國西北地區的仰韶文化晚期—馬家窯文化存在一定影響，而中國彩陶文化也漸次分南道、北道西行，影響到費爾干納盆地和克什米爾地區。陜西神木石峁遺址出土的部分石人面形象、銅器以及綿羊、山羊、黃牛等家畜，顯現了與歐亞草原地帶某些考古學文化的聯系。東亞大陸最早的一批邦國（或古國）就出現于這一階段。

第三波大潮，即青銅潮。從大約5000年前的歐亞大陸西部開始，這是人類出非洲之后的第一個大十字路口。文字的出現，馬的馴化和馬拉戰車的發明，與金屬文明的發生與初步擴散大致同步。西方學者早年編的一部文集叫《世界體系：500年還是5000年？》，考古學者當然認為是5000年。東亞大陸若干地點進入青銅時代，在距今3700年前后。東亞最早的成系統的文書，是距今3300年前后的甲骨文，馬拉戰車與其大體同時出現于殷墟。

具體而言，關于銅器冶鑄技術問題，也如不少學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樣，東亞大陸龍山時代前后用銅遺存的出現，應與接受外來影響關系密切。考古學觀察到的現象是，出土最早的青銅禮容器的中原地區，也是東亞大陸最早出現廣域王權國家的地區。二里頭文化青銅禮器的出現和當時的中原社會，都經歷了文化交流中碰撞與裂變的歷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可以認為，是青銅禮器及其鑄造術，催生了最早的“中國”，而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北方式長身戰斧和環首刀等，更是這一中原腹地最早的青銅文明與歐亞草原青銅文明文化交流的力證。至于廣漢三星堆文化所見包括受中原地區影響在內的各種外來文化因素，在歐亞大陸區域文化交流中更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至于后來在殷墟時代最早出現于東亞大陸的家馬與馬拉戰車、帶有多條斜坡墓道的王陵大墓與大規模的殺殉習俗、顯現出深厚解剖學底蘊的秦始皇陵兵馬俑，甚至在波斯帝國之后興起的秦漢帝國，都應放到歐亞大陸文明交流的大的歷史背景下才能對其有深刻的了解。唐宋時代及其后興盛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文化遺存，更表明在“哥倫布大交換”前，全球文明間的物品與信息“大交換”早已不絕于途了。

第四波大潮，是從260年前開始的。英國開始的工業潮、蒸汽機，然后是電氣化、信息化、智能化，隨之而來的是歐洲殖民運動、資本主義、狹義的全球化……中國當然也被裹挾著進入了這個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時代。

顯然，從狩獵采集時代，到農業時代，到工業時代，再到互聯網時代，有一個加速度的趨勢。在這樣的加速度中，我們如何自處？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技術的關系，都是我們必須深入嚴峻思考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考古人跟大家講的10萬年到500年前的歷史離我們遠嗎？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本文節選自《考古中國——15位考古學家說上下五千年》，該書即將由中信大方推出。書中所選的15個“大遺址”：仰韶村、雙槐樹遺址、殷墟、三星堆、阿房宮、良渚、石峁、二里頭、秦始皇帝陵、南越王墓、法門寺地宮、南海I號、海昏侯墓、后司岙、清平堡，其中12個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