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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譽為“亞洲第一聯賽”的中超聯賽，接下來能否正常舉辦，都讓中國的足球迷們捏了一把汗。

拖欠水電伙食費、球隊人員無償工作、能湊齊11個人就參賽、球員自掏腰包付路費……這是許多中超球隊的現狀。

廣州恒大曾兩度捧起亞冠冠軍獎杯，書寫中國足球歷史，上海上港隊也曾打入亞冠四強。但如今中國足球的亞冠之路，也進入了8年來的最艱難時刻。

這背后，是足球“地產時代”的落幕。從2010年到2020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額從1萬億增長到17萬億，地產的暖風也吹到了足球，十年來，中國的足球行業與房地產深度捆綁，最盛時，16支中超球隊背后都有地產身影。隨著房地產行業下行，如今地產金主連自身都“十鍋九蓋”，無力再輸血足球。

十年一夢，曾經豪橫的地產商，每年將數以億計的資金砸入不掙錢的足球俱樂部，確實換來過中國足球的短暫巔峰和榮耀。浮華過后，當地產商的金錢支持難以為繼，瀕臨休克的足球只能另尋出路。房地產，或許只是中國足球的過客。

危機蔓延

2013年11月份的一個夜晚，廣州溫度宜人，天河體育場座無虛席，5萬球迷組成了紅色的海洋。廣州恒大隊問鼎亞冠冠軍，在中國足球歷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央視在報道中使用了“廣州恒大，亞洲之巔”的標題。這一榮耀時刻，已經過去整整8年。

而現在，中國球隊的亞冠之路，進入了8年來的最艱難時刻。近日，亞足聯公布了2022年亞冠牌照名單，中國僅有6支球隊獲新賽季的亞冠聯賽牌照，而且都是“限制性準入”，沒有一家獲得直接準入。

相比之下，過去5個賽季每年都有超過10家中超俱樂部獲得“直接準入”牌照。今年，日本有54支球隊獲批，韓國18支球隊獲批，澳大利亞和印度也有8支球隊獲批。

中國的職業足球俱樂部到底怎么了？

“肯定跟目前的經營狀況有關系的，中超多數足球俱樂部母公司，都跟地產有關聯，地產行業下行，母公司對俱樂部的輸血受限，足球是嚴重依賴母公司輸血的行業，停止輸血，立馬休克。”中超某足球俱樂部從業者辛波對第一財經表示。

另一方面，也有疫情的疊加影響。“疫情以后出國比賽對國內俱樂部來說太難了，機票難買，球員也容易受感染。比如今年6月北京國安派球員出征亞冠，結果過了5個月才回來，11月22日最后9個人返回北京。這5個月的滯留期間費用都是俱樂部承擔了，加上現在經營狀況不夠好，部分球隊索性就放棄了。”

本賽季中超聯賽第二階段賽程也即將展開。此前，外界一直猜測，接下來的中超聯賽很難如期進行。

結果12月1日中超聯賽官方終于宣布了第二階段的賽程，距離開賽僅剩下11天，大部分球隊正在克服困難組織集結。

“這次聯賽像是大家的‘自我救贖’。我相信最后肯定會正常舉辦的，即便有些俱樂部欠薪、停訓，甚至連交通費都出不起了，但是只要能湊夠11個人，就會去打比賽的，行業現在確實非常困難，球員能做的就是好好打比賽。目前賽區的住宿、餐飲，都是賽會組織方承擔的，唯一要出的錢就是交通費了，有的球員自掏腰包參加。”辛波說。

另一家俱樂部的工作人員黃賀則認為，各俱樂部應該會站在維護中超職業聯賽形象和穩定的高度上，想辦法克服困難參賽，但是對聯賽整體的品牌形象和比賽激烈程度，會產生直接影響。

國內多數球隊早不是過去財大氣粗的狀態。曾經為了讓打比賽的球員休息好，恒大多次用私人飛機接送球員，現在這些飛機也已被恒大處置，以解決燃眉之急。一位業內人士對記者直言：“大部分中超足球俱樂部都已出現不同程度的財務危機和經營困難。”

危機早在蘇寧發生問題時就開始蔓延。今年2月，江蘇足球俱樂部（原江蘇蘇寧隊）發布公告稱，停止所屬各球隊的運營，曾問鼎男女足國內頂級職業聯賽桂冠的江蘇隊就這樣暫時銷聲匿跡，令人唏噓。

今年9月，中超八冠王廣州隊也開始出現嚴重經營困難，向廣州市體育局申請托管，有消息稱母公司恒大將球隊賬面上的所有運營資金收回，導致廣州隊自10月以來便開始欠薪。

北京國安近期也在和隊內高薪球員談判，希望他們能接受工資減半。重慶兩江競技因為拖欠水電氣費和食材供應商的錢，已無法支撐日常運營，宣布停擺。河北隊此前也因無力支付水電費做出停工休假決定，全體員工聯名表態要無償工作，目前正打算湊11名隊員低成本參加中超聯賽，頗有幾分悲壯。

金元時代

除了大宗建材、家居家電等地產上下游行業，還有一個與地產捆綁至深的行業——足球。

上世紀90年代，萬達曾將大連足球推上巔峰，55場聯賽不敗，打響了萬達的品牌。建業的胡葆森、綠城的宋衛平，也都在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之初成為投資人。但2000年后地產與足球并未綁定，萬達退出了足壇，宋衛平怒斥“甲B五鼠”事件，地產商們集體“踢球”還要等到十多年后。

2010年，許家印剛剛靠香港的“牌友們”走出債務危機，翻身上市成為中國首富。正逢廣州廣藥隊因假球案被勒令降入中甲，投資方廣藥集團宣布退出中國足壇，許家印當即決定，花一億元抄底廣州隊。錢到賬得特別快，合同剛談妥，恒大就劃撥2000萬先解決了欠薪。

從2010年到2020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額從1萬億增長到17萬億，房地產迎來又一個黃金爆發期。地產的暖風，也吹到了足球，開啟了“金元時代”。

不止是許家印，其他地產商也幾乎踏著同一個時間點入局了。

2011年，王健林又回歸了，稱將拿出20億元到30億元全方位支持中國足球；同一年，廣州另一家地產商富力，也接手了一家處于欠薪狀態的俱樂部，更名為廣州富力足球俱樂部，主場移至廣州越秀山。

彼時不差錢的恒大，組建了一支陣容超強的球隊，2013年便創造中國足球新歷史紀錄，首奪亞冠冠軍，“廣州恒大”的名號響徹中國足壇。

主帥里皮，三大外援埃爾克森、穆里奇、孔卡，以及鄭智、馮瀟霆、郜林、張琳芃、孫祥、趙旭日、黃博文、曾誠等球員的強大表現，至今令人記憶猶新。

到了2014年，綠地入主上海老牌球隊申花；2015年，蘇寧接手江蘇隊。這時候，中超16支球隊，每一家的母公司或多或少都有房地產業務，有的是主業，有的是副業。

這十年間的中國房地產，追求規模效應，加杠桿、高溢價拿地、高周轉、高薪挖職業經理人。地產的行事作風也“感染”了足球，地產商向足球行業砸入巨額資金，各家球隊高薪聘請國腳和外援，贏一場球能獎勵數百萬元。曾經的國足主帥里皮，以2300萬歐元年薪，登上過法國足球媒體列出的世界足壇教練年薪排行榜第二位。

房地產給中國足球注入一劑強心針，帶來了久違的勝利。廣州恒大是最杰出的代表，三年內兩次登頂亞洲之巔，天河體育場數萬人組成紅色波浪，在亞冠決賽夜，球迷總會用粵語高聲齊唱一首《海闊天空》：“多少次，迎著冷眼與嘲笑，從未有過放棄心中的理想。”

中國球迷長舒一口惡氣，足球在中國重新成為一項能吸引人、帶來榮譽感、有市場的運動，這背后，地產商們不知道砸了多少個“小目標”。

巨虧背后

巨額虧損是足球俱樂部華麗榮譽背后的代價，地產商們似乎從未想在足球上獲得金錢回報，他們到底在圖什么？

“年年虧損，小俱樂部一年虧兩三億，像恒大這種級別的一年虧接近20億。”辛波表示。另一家中超足球俱樂部內部人士則稱：“我們這邊一年純砸錢5-6億。”

河南建業董事長胡葆森2019年在一次活動中提及，他投資足球一年虧10個億：“從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化以來，河南建業是唯一沒有更換過名字和贊助商的俱樂部。我和馬云、郭廣昌聊足球，郭廣昌投資英超的狼隊賺錢了，我們一年虧10億元。”

廣州恒大俱樂部2018年度的財報顯示，當年營業收入為6億，營業成本約為24億元，凈虧損18元。2019年度財報中，總成本達到29億，虧損19.4億，最大筆的支出用在了歸化球員上，艾克森的轉會費達到4052萬元，費南多的費用為2830萬元，恒大租借出去的球員高拉特，其召回費用達到了9600萬元。

而恒大俱樂部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母公司恒大自己的廣告費用。排名前列的大客戶，還包括恒大的供應商們，比如三棵樹涂料、廣東聯塑、馬可波羅陶瓷。

對于為何要在足球上燒錢，有些地產老板說，是為了自己的足球情懷，有些人說是為了打廣告。許家印曾說，在電視臺打廣告一秒鐘要15萬，一場球賽有好幾個小時，投資足球不僅花得少，宣傳效果還更好。

在這個問題上，王健林顯得更加誠實。萬達2011年重回中國足壇時，王健林發表了一番演講，闡述自己投資足球的原因是三點：領導指示、社會需要、情懷未泯。“萬達之所以重新回到足球，首先是領導的重要指示，希望我能承擔責任，大力支持中國足球重新振興。”

“足球是政績、是地方名片，很多房地產企業家認為，政府需要這個。房企投足球，就是幫地方政府買單。”一位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指出，足球能夠鏈接企業與政府的關系，這對于需要經常跟地方政府打交道的房企來說，比獲得品牌效應重要得多。還有房企在投資足球后，依托足球或者體育概念拿地，避開激烈的招拍掛，便是在更隱性的地方把投資足球的錢拿了回去。

但是足球行業自身無法造血，當背后的地產“金主爸爸”手頭不再寬裕，足球的金元盛世也就到頭了。

誰來接盤

中國足球27年的職業化發展史上，煙酒、家電、快消、醫藥、房地產等行業都充當過背后金主。

“房地產之后，誰來接盤足球？目前大部分俱樂部的股權改革都不算成功。”辛波對第一財經表示，他認為僅有的成功案例是山東泰山隊，今年年初，國網山東電力將山東魯能40%股權轉讓至濟南文旅，“從一家國企到另一家國企手上，比較有保障”。

多數俱樂部都把股改希望放在國企和地方政府身上。比如重慶隊引入重慶的國家級新區兩江新區，河南隊借改中性名之機引入鄭州和洛陽地方政府。“這些俱樂部完成書面上的改革，但是資金還沒徹底到位。”另一位業內人士透露。

放眼看去，很難再找到一個行業，愿意像過去的房地產那樣，以真金白銀支持足球這張燒錢的“地方名片”。

但黃賀告訴記者，職業足球俱樂部股改是大勢所趨，也是《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的要求。

早在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就有關于“改革完善職業足球俱樂部建設和運營模式”的描述，其中稱，實行政府、企業、個人多元投資，鼓勵俱樂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場館等資源投資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資來源結構，推動實現俱樂部的地域化，鼓勵具備條件的俱樂部逐步實現名稱的非企業化。后來足協的一系列改革，便是基于這一方案。

如今足球俱樂部確實到了最艱難的時刻，因為疫情導致不能主客場比賽，連門票收入都沒了。“這不是俱樂部活不下去的根本原因，足協的去企業化‘中性名’規定也不是原因，足協的各種限制一定程度是好事，限制了俱樂部超額投入和燒錢。”辛波認為，職業足球俱樂部如今最根本的問題，是無法自身造血，收入與投入不成正比。

但是危中有機，中國的足球市場仍然存在。辛波發現，他所在的城市，有越來越多的業余足球愛好者踢野球，足球氛圍正變得濃厚。職業足球以一時成敗論英雄，但是對于中國足球產業來說，需要做更長遠的事情，讓更多中國人喜歡足球這項運動，并能親身參與足球，足球產業才有自我造血的能力。

辛波認為，足球從業者必須得苦撐過這個艱難時刻，等待足球行業真正回歸，不再依賴其他行業的輸血。

足球走馬燈般的投資者輪換背后，是中國經濟風口的風云變幻。房地產曾拼命壘高足球的資本價碼，但終究也只是中國足球的一個過客。

（應受訪者要求，辛波、黃賀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