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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大多認定，中國的近代史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當然，也不乏有人將清朝開始走下坡路的起點上溯至更早的嘉慶時期，但對當時的人們來說，真正感受到危機和變局，其實是從咸豐朝（1851~1861）開始的。這一時期，內有太平天國起義，外有列強進逼，連首都北京也被英法聯軍攻破，清朝內政外交均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自此以后，權力下放，地方督撫主導了變法自強運動，但如果是這樣，那當時朝廷在做什么？

毫無疑問，就像歷史中的所有人一樣，哪怕清廷上下在最初遭受沖擊時張皇失措，但總會以自己的方式對迫在眉睫的危機做出反應，因為很顯然的一點是：就算他們僅僅只是想保住手中的權力，在新形勢的倒逼下，也不得不做點什么。

和歷代王朝一樣，清朝原本的統治所依靠的，是一套復雜有序的文書行政系統，中央的政令正是由此才得以傳遞到帝國的每個末梢，并得以有效執行。而中樞的政治決策，則由君主和各部院、封疆大吏經由朝會商討決定。

不難看出，按照這樣的設想，國家的有效治理最終應當取決于君主的“勤政”與臣下的勤勉配合。所謂“辨色視朝”，本意就是指每天朝廷上下天蒙蒙亮就開始治國理政，而清人也確實比歷代都更嚴格地將這一點發揮到了極致，醇親王奕譞在光緒年間還上奏說：“辨色視朝，為我國家一定不易之家法。”不管后世學者對清朝統治有何看法，有一點不可否認：清朝諸帝確實比歷代君王都更為勤政。

按照清代的制度設計，這原本可說是最完美的體制。正如李文杰在《辨色視朝：晚清的朝會、文書與政治決策》一書中指出的，清制為大臣設置了權力的“天花板”，尤其是雍正設立的軍機處，更是清人“深感優越和自豪的制度”，實施的100多年中，“能徹底阻隔權臣奸相這個對天下安定具有毀滅性的元素的出現”。雖然晚清遭遇內憂外患的嚴峻挑戰，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也打亂了原有的朝會議事和文書處理流程，改變了原有的決策機制，但人們的信念并沒有動搖：只要君臣一心、勤勉謹慎，那么理論上說國家就能實現長治久安。

我們現在都知道，這一期望落空了，這并不是因為晚清君臣不勤勉。尤其是1889年接受歸政后的光緒帝，給自己定下苛刻的時間表，每天處理政務的起始時間比前代清帝大為提前。光緒年間御殿聽政，臣子們0:30起床，1:30下園，3:45到園，5:15開始朝會，皇帝也同樣遵行，以至于其生父醇親王奕譞都上奏建議“視朝不宜過早”。然而他們忙忙碌碌，聽政本身卻逐漸淪為一種象征性程序，“從原有的重要政務商討，逐漸演變成例行公務，它對國家政務的影響減弱”，到頭來，“這種重在形式的朝會，犧牲君臣的健康，代價實在不小，就政務運作的實際效果而言，作用卻不大”，變成了一種徒耗精力的形式主義和君臣的負擔，甚至有還不如不搞。

在當時瞬息萬變的時局下，國家治理所遭遇到的挑戰是空前的，可能催生海量的問題，僅憑皇帝個人增加工作時間和強度根本不足以應對，哪怕光緒帝銳意求治、將辨色視朝的祖制做到極致，也仍然一樣。可以說，這種“內卷化的勤政”只是讓人們疲于奔命，甚至損害健康，但朝政卻仍然糜爛。這充分表明，當時面臨的是全新的全面危機，傳統模式即便發揮到極致，仍然回天無力，只能改變機制、另尋出路。

當然，對晚清同治、光緒兩朝皇帝來說，還有一個必須考慮的特殊情形：“垂簾聽政”之下，朝廷的實際權力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在這種情況下，被“虛君化”的皇帝再怎么勤政，對現實政務所產生的影響都是有限的，所有人不過是“認認真真走過場”，煞有介事地“表演”而已。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權力中樞并沒有癱瘓，但它卻已經不在皇帝那里，這就愈加使得其勤勉遠離其預期所要達到的效果了。

朝廷也不是沒看到形勢發生了變化，1861年成立的總理衙門就是明顯一例。中國很多現代化的官僚機構都是從這一母體中孕育出來的，然而深入剖析其運作機制就會發現，它仍然延續了傳統的做法，必須全體大臣合奏才能發出。這就意味著，任何試圖打破成規的創見都不太可能獲得十余位總理衙門大臣的一致贊成，只有最穩妥、保守的建議才最保險。這樣的制度設計，本意旨在將責任分攤到每個人頭上，牽制任何權臣威脅皇權，然而這樣一來，在日新月異的劇烈變動面前也就勢必處處被動，很難真正應對時局。

由此也能看出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巨大的惰性：盡管外部挑戰已經極為嚴峻，身在其中的人也都感受到了，但即便看似現代的理念引入、創設新的機構，但在這背后，人們其實仍然根據傳統的觀念來理解吸收。對當時的袞袞諸公來說，即便要考察西方富強的奧秘、引入議會制度，但重心仍是改善“下情上達”，“師夷長技”乃是為了“中體西用”，補足中國原有機制之不足，而不是另起爐灶。

因此，人們似乎嘗試了各種辦法，卻還是在原地打轉。西式的“民主”，在清廷決策中只是一種“形式上的精英民主”，看上去集體參與、多人發言，但人人怕擔責任，集體決策往往就朝著最平庸安全的方向靠攏。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曾譴責說：“現在我們的文書制度，層次之多，承轉之繁，使人一跑進這個圈套，就無法得轉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體商量過，于是文書遞轉以外再加上開會忙。”李文杰也相信，這種“形式上的精英民主，不但未能發揮民主決策的作用，反而成為合理決策的障礙”。

然而確切地說，“民主”僅僅只是“集體商量”嗎？這恐怕本身就是對西方思想的重大誤解。在表面的相似之下，清廷那種合議，與當時西方列強的議會民主有著天壤之別，甚至合議達成的共識，也和西方那種各利益集團通過激烈的博弈達成的共識有著本質不同。雖然李文杰在后記中認為歷史學不必趕“跨學科”的時髦，“越是將本學科做到極致，便越能貢獻給其他學科”，但他的論述卻正表明，在討論這樣的問題時，引入政治學等其他學科的視角是很有必要的。

這或許也意味著，即便如今憑借后見之明，歷史學者仍然不易為當時的政治精英們找到打破困局的辦法。那部龐大的機器，即便仍然一如既往地維持著運轉，但卻越來越難以有效影響現實社會。與此同時，它還有讓人產生一種“我已經很努力盡責了”的錯覺，其實卻是在逃避真正的改變。不管怎樣，這段歷史不僅讓我們看到了帝制時代的中國如何維持運作，也彰顯出當時的危機之深重：僅靠對原有機制的修補無法應對火燒眉毛的難題，老辦法即便發揮到極致也仍然無法解決新問題。

這也為我們重新審視晚清史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晚清地方督撫和下層精英的興起，恐怕并不僅僅是由于湘軍、淮軍等地方實權派在太平天國戰亂后的坐大，也是因為在接踵而來的危機面前，身處前沿的政治精英們不得不隨機應變，而當他們一次次比朝廷中樞更能有效應對局面時，就勢必引發決策機制和權力結構的變動。吊詭而令人深思的是，朝廷通過“勤政”沒能挽救危亡，而對地方的放權、激發民間社會的活力，最終反倒在無形中為清王朝延命了。

《辨色視朝：晚清的朝會、文書與政治決策》

李文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