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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蓋建筑師事務所”是一個響當當的名字。在民國時期，“南華蓋、北基泰”是中國建筑設計機構的南北翹楚，代表了“建筑海歸”一代的聲望。其中，基泰工程司由關頌聲1920年創辦于天津，楊寬麟、楊廷寶、朱彬等先后加入，現存代表作有天津市百貨大樓、上海第一百貨等；華蓋則由趙深、陳植、童寯于1932年在上海創辦，以合伙制運作，現存代表作有上海大上海電影院、上海黃浦劇場、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舊址等。

對建筑專業人士而言，這些前輩建筑師的業績聞名遐邇，他們對中國建筑業現代化轉型的貢獻有目共睹，他們的經驗和思想以建筑作品、教學方法、行業準則、文化遺產、文藝作品乃至逸聞傳說等方式流傳至今。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建筑師在一般公眾的歷史記憶中，卻是一個相對次要的角色。提起建筑師，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就那么幾個：古代的魯班、李冰、“樣式雷”，近現代則不外梁思成、林徽因、貝聿銘等。

也許是建筑曾被認為只是一種專業技術，不像一些廣為人知的科學研究的戰略性那么強；也許是建筑自身比較復雜，建筑師工作的細節比較難被人們了解；也許是建筑師們恪守專業精神和“乙方姿態”，較為低調，缺乏“星味”，留下的史料不多且不成系統……總體上看，對近百年來中國的國家發展與城鄉建設曾起到過物質奠基作用、在清末民初學成歸國知識分子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現代中國建筑師們，“露臉”的機會不多。

《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

張琴 著

同濟大學出版社 2021年8月

《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是難得地為那一代建筑師“說話”的小書，以華蓋建筑師事務所的三位合伙人趙深、陳植、童寯為主要對象，兼顧同時代的其他建筑師及相關人士，從1920年代寫到1950年代。時值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先后展開，烽火連天之際，華蓋建筑師們天各一方，趙深立足抗日大后方云南昆明開展新業務，陳植留守上海維持本地項目，童寯投身于緊張的抗日工業建設工作，并在貴陽運營分所。

他們一方面堅信中國必勝，主動參與抗戰，克服艱苦條件和巨大的不確定性，先后設計了百余棟各種功能的建筑，包括住宅、學校、工廠、辦公樓、文化設施等，并設法維持事務所的存續；一方面被動應對戰時的動蕩，忍受與家人的分離之苦，在復雜的人際交往中與各方勢力保持合理的距離，抽出精力甚至付出財力指導學生、后輩，與其他建筑師和學者們共同推進中國建筑學的研究和傳播工作。

站在數十年后的視角回看，“二戰”的特殊時代背景給了我們更好地看待華蓋建筑師及其同代人的角度，“華蓋三杰”的事跡也能夠吸引我們再一次認真細致地了解那個年代。《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一書以區區200頁的短小篇幅完成了啟發式的敘述，作者張琴坦言寫這本書是“做筆記”，很多內容都來自建筑史研究、尋訪知情人、閱讀資料、查找和比對檔案的漫長過程，一邊探索一邊記錄。

張琴在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師從阮儀三教授，多年從事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古村落調查等工作，現為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員。她的丈夫童明是童寯之孫，現為東南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創辦了梓耘齋建筑工作室和織城網絡。張琴的第一本書《長夜的獨行者：童寯1963-1983》就是以童寯最后20年的工作和生活為主題，《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延續前作風格，有一定的“前傳”色彩。

書中寫到的一些事件，張琴也并非事先知道，而是在閱讀、記錄中偶遇。比如全書開頭所寫的1941年3月昆明大逸樂影劇院坍塌導致重大死傷案，因社會影響巨大，由當時的云南省主席龍云親自下令嚴厲追責，直接導致趙深入獄、被追回設計費并處以大額罰金。如張琴在書中所分析的，該案對趙深的處罰明顯過于苛刻，可能有當時社會輿論的特殊原因——次日發生在重慶的隧道慘劇引發“舉國同悲”，趙深是因氛圍被迫“背鍋”；而昆明大逸樂影劇院和重慶隧道的事故都是由日軍飛機轟炸導致，趙深曾多次主動查看大逸樂影劇院的受損狀況，第一時間拿出修復方案，影院老板不愿停業出錢整修才是釀成大禍的真正原因。

趙深負責任的舉動鐵證如山，很快為他贏得了聲望，此后反而為他帶來了云南省內的大批項目委托，龍云和時任滇南邊區司令盧漢都很認可他，先后多次成為他的委托人。華蓋和趙深的名望，就像這次影院坍塌事件一樣，在烽火年代與大后方地區緊緊地綁在一起。可惜的是，由于后來的歷史變遷和城市建設，相關的記錄并不多，很多建筑也因地塊改造而消失，或因轉換用途和業主等而變得面目全非，建筑師的事跡和他們所經歷的種種滄桑也隨之封印。

童寯是中國現代建筑師中非常具有思想性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一輩子都執著于研究，不僅有高超的設計技巧和卓越的繪圖能力，也是學貫中西、重視著書立說的專家。在華蓋，童寯長期負責圖房，是技術負責人。當然，趙深、陳植與童寯同為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的優秀學生，他們非常認可彼此的水準和風格，在合伙共事期間雖因性格、專長不同而各有側重，但技術共識是他們的基礎。一個項目無論是三人中的哪一位具體做的設計，他們都共同署名。童寯擔任過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工學院教授，長期搞學術研究，在園林方面有《江南園林志》等多部代表作，對古建筑研究者和愛好者來說都是必讀。但在《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一書中，我們能看到童寯的另外一重風采。

在“苦與樂其實是一回事”這一章中，張琴寫了1938年童寯應葉渚沛之邀去重慶，先后設計了多座戰時工廠的不凡旅程。葉渚沛是海外華人、冶金學家，時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冶金研究室主任委員，新中國成立后回國工作，曾任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首任所長。資源委員會原為“國防設計委員會”，負責重工業發展和工礦企業管理，下轄121個總公司、近1000個生產單位，涵蓋鋼鐵、有色金屬、機械等十余個工業部門，在抗戰期間實際成為國民政府的最高經濟領導機關，以統籌建設、推動生產的方式為抗戰“輸血”。

華蓋與資源委員會早有合作，于是童寯接受葉渚沛的邀請，兩人在香港會合后輾轉多地，駕車飛馳千里抵達重慶。童寯先后完成了化龍橋重慶煉銅廠工房、四川綦江純鐵煉廠工房、四川資中酒精廠工房。這些工廠快速投產后，對抗戰軍需物資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對我國后來相關工業的研發與生產也有重要意義。

其中，留德化工學家張季熙主持的資中酒精廠生產的“無水酒精”供給中國空軍用作戰機燃料，直接助力抗日，尤其是在沿海港口被占領、滇緬公路被切斷失去外援、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以求打通大陸交通線等特殊的戰爭態勢下，對孤島般的大后方維持戰事而言，可謂金子般珍貴。

童寯當時的工作環境艱苦而危險，他的工作場地經常很偏遠，工程能使用的材料也相對簡單；他在重慶的居所里空空蕩蕩，僅靠兩三張繪圖桌、一支筆、一張紙而全力以赴地畫著。有的建筑師在執行相似的任務時遭遇空襲殉國。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等人則不斷地被迫遷居，大多要在貧苦中堅持工作，有人則要忍受病痛。

以華蓋為代表的這一代建筑師，往往都出身于較好的家庭，受到正統、規范的歐美建筑教育之后，懷揣專業理想與振興國族的抱負回國創業，無論工作還是教學，面對業主、同行、學生或是公眾，他們都以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思想格局來要求自己。從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盡管戰火、社會動蕩及歷史的考驗先后無情來臨，最重要的品質仍要全力以赴去堅持，尤其是對工作抱有熱情，對家人親友真誠地施愛。對于時代變遷帶來的一切不確定性，他們以建筑師之名，去勇敢地承受未來才會降臨的公允的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