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邁向碳中和是一個終極目標，但這一漫長的過程中將面臨諸多挑戰，今年的歐洲能源危機、全球電價飆升、中國限電停產等問題就是典型的例子。同時，如何推動碳交易市場和綠色金融等方面的發展也是關鍵所在。

10月22~24日，在第三屆外灘金融峰會上，眾多來自國內外金融監管機構、投資機構、學界人士齊聚一堂，探討低碳轉型進程中面臨的風險和機遇。也就在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公布，提及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確保如期實現碳達峰、碳中和。

管控綠色轉型風險

低碳轉型中的短期風險實則已經在今年充分體現，且全球都面臨類似問題，例如通脹攀升、能源短缺、電價飆升等。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原總經理李克平表示，能源短缺是在低碳轉型中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的挑戰，不能輕易認為新舊能源結構在替代過程中可以實現無縫連接。

他認為，這次能源短缺還顯示出，新能源的穩定性比想象中還要差一些，波動性比想象中還要大一些。在未來新能源比例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如果沒有重大技術突破，能源供應的波動性會更大。從目前來看，新能源儲能技術突破還需要時間，這之前必須依靠傳統能源來解決新能源波動時出現的缺口。

數據顯示，英國風力發電占2020年全英供電比例高達23%。但風力發電供應不穩定，今年受天氣情況影響，風力發電量減少，一部分電力需求缺口需要由天然氣來補充。英國風力發電量9月均值為2500兆瓦時，遠低于去年同期水平（5700兆瓦時）。

此外，中國央行國際司司長朱雋談及低碳轉型對就業和通脹的影響。在就業方面，低碳轉型的影響較為復雜，一方面傳統能源、鋼鐵等高碳制造業的就業崗位將明顯減少,火電等傳統能源行業將萎縮甚至退出歷史舞臺。但另一方面，新能源行業、服務業、有機農業等將創造大量就業崗位。以上兩方面的作用存在相互抵消，最終影響存在不確定性。從中長期來看，低碳轉型對經濟整體就業的長期影響可能保持在較小的范圍。

202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模型預測，在低碳轉型初期，隨著低碳部門（如可再生能源、建筑物改造、電動汽車生產和服務業部門)就業不斷擴大，預計從2021年至2027年，全球就業人數平均每年將額外提高1200萬人。此后隨著轉型推進，高碳部門(如化石燃料能源、交通運輸、重工業)就業不斷減少，全球就業會略低于基線情形，但到2050年左右全球整體就業又會回到基線水平之上。

通脹方面，低碳轉型短期內可能提高通脹。同時，新增的綠色投資也可能引發結構性通脹壓力。但朱雋也表示，中長期看，低碳轉型有助于遏制全球變暖可能引發的長期通脹。由于人類大量燃燒石化能源，導致氣候變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水等自然災害的頻率自2000年以來幾乎翻倍。頻發的自然災害引發食品短缺，進而影響物價,脆弱的低收入國家尤其容易受自然災害影響。同時，綠色低碳轉型所帶來的技術進步，也可有效緩解通脹風險。

但如果短期不經歷陣痛，長期的風險就會更大，氣候變化遲早會對GDP產生重大影響。

瑞士再保險研究所的報告顯示，到2050年，由于氣候變化，全球經濟或將損失GDP的10%。如果繼續聽之任之，令氣溫上升3.2°C，到本世紀中葉，全球經濟損失可能會上升至GDP的18%。此外，資產估值也可能受到影響。央行副行長劉桂平也在論壇上提及，在氣候經濟下，高碳資產也可能成為擱淺資產（strandedasset），擱淺資產可以被定義為遭受意外或過早核銷。

碳定價政策至關重要

在應對氣候變化風險方面，朱雋表示，由于缺少價格信號的引導，市場機制在解決低碳轉型問題上無法充分發揮作用，因而需要政府采取行動克服市場失靈。

在這一進程中，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不容小覷，并主要可分為三類，即碳定價政策、貨幣和金融政策以及貿易政策。碳定價主要有兩類工具。第一類是碳稅，即由政府部門來設定碳排放價格，并由市場來決定碳排放總量，這屬于價格型工具。第二類是碳排放權交易（ETS），在給定總量限制的約束下，由企業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上進行排放權的自由交易，最終確定排放權的價格，屬于數量工具。

2021年7月，中國全國碳市場上線，市場啟動初期，碳排放配額分配“以免費分配為主”，覆蓋行業主要以電力行業為主。渣打集團首席執行官溫拓思（BillWinters）在論壇上表示，自愿碳市場將是碳履約市場的補充，可以覆蓋今天履約市場還未覆蓋的剩余80%的碳排放，也可以作為現有履約市場內交易的補充。他認為，中國的自愿碳市場（中國核證自愿減排CCER）將進一步發展，擴大對可再生能源項目的需求。

企業何來意愿參與自愿碳市場？強制碳市場的驅動力為政府規定納入行業的企業必須購買碳排放權配額。在自愿碳市場中，買家一般是承諾碳減排或碳中和的大型企業。2020年，特斯拉首次實現年度盈利，靠的卻是出售碳排放積分。該項收入15.8億美元，達當年凈利潤的逾2倍。若不考慮該業務，賣車這一特斯拉主營業務仍然虧損。

此外，朱雋表示，貿易政策則重在緩解碳泄漏問題。碳泄漏是指，一國單方面提高碳定價,可能導致高碳行業向低碳價的國家和地區轉移，致使本應減少的碳排放轉移到其他地區排出，造成碳稅和ETS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目前，解決這一問題有兩種思路，一是設置全球統一的碳底價，二是碳邊境調節，既可以是對從碳定價低的國家進口的產品征稅，也可以是要求貿易商購買ETS配額在碳邊境調節方面，實踐中對進口征收碳稅或要求貿易商購買ETS配額的方式都值得探索。

綠色金融要做好三項基礎工作

同樣需要關注的是，低碳轉型的資金缺口依然巨大，因此綠色金融需要起到的作用也至關重要。

渣打采訪了負責管理50萬億美元資產的資產管理人，發現目前只有13%的資產管理規模用于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投資。新興市場面臨的缺口最大，投資于中東、非洲和南美的資產管理規模共計僅占10%；中國要實現2060年碳中和目標需要127萬億～192萬億元（20萬億～30萬億美元），相當于每年需要3.2萬億～4.8萬億元（4950億～7730億美元）的相關投資。

溫拓思認為，需要讓各國政府進行通力合作，讓私營部門利用資本獲得豐厚回報，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和解決方案。

事實上，綠色金融基礎設施的完善是一切的基礎。《外灘綠色金融報告》提及，綠色分類標準、信息披露、壓力測試是綠色金融的重要基礎設施，發展綠色金融要進一步夯實基礎。

就分類標準而言，朱雋提及，目前國內有發改委、人民銀行、銀保監會三套綠色分類標準，在適用對象、項目范圍、精細程度上存在差異。特別是對于化石能源清潔利用、核電是否屬于綠色范疇，判斷不同，未來需盡量統一標準。國際上，中國和歐盟正在研究推動綠色分類的標準趨同，計劃于近期發布《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將為形成全球一致的綠色分類標準提供基礎。

其次，加強氣候信息的披露也刻不容緩。近期，人民銀行結合有關國際經驗和共同標準，制定發布了《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指南》，中國已有多家金融機構嘗試依照“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標準開展披露。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常務理事、上海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在論壇上表示，中國的問題在于自愿披露欠缺、公開數據較少，導致數據可得性較低；披露主體選擇性大，隱藏不利信息，導致數據不完整；披露規范性不高。不同上市公司對于同一指標披露的口徑非常不一致，甚至同一上市公司不同年度披露的指標、范圍和計算方法也不一致，造成數據可比性差、運用效果不佳。

“目前國際上眾多利益相關者正努力形成一套統一的、被廣泛接受的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中國在全球統一標準的趨勢中應與國際保持接軌，但也不能簡單地照搬國際標準，應在推動形成國際基本共識和主動對接國際高水平規則中，根據我國的發展階段和特點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屠光紹稱。

此外，朱雋提及，要繼續探索氣候壓力測試。目前全球大概有20家央行或監管機構已經開展或正在開展氣候壓力測試，荷蘭央行是2018年首個開展此類壓力測試的央行，歐央行在今年9月公布了氣候風險壓力測試的結果，中國央行則正在組織開展氣候風險的壓力測試。各國的測試結果均顯示,氣候變化將難以避免地導致金融機構成本上升，及早推動綠色轉型將有助于減少氣變給金融機構帶來的沖擊，從而降低金融穩定風險。

例如，工商銀行針對火電和水泥行業開展的氣候壓力測試顯示，環保標準提高將對火電和水泥行業帶來成本壓力，給中小企帶來一定信用風險；建設銀行對化工行業和火電行業開展的專項壓力測試表明，化工行業客戶信用風險的影響總體可控，火電業客戶財務狀況受碳交易因素的影響較明顯但也風險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