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凜冬將至，全球性的能源危機問題受到更加廣泛關注。

新一輪能源危機已經到來了嗎？能源價格還會持續上漲嗎？能源問題將如何影響中國和世界的經濟增長？我國如何緩解能源供應緊張，保障能源安全？第一財經擬推出系列評論文章，回答這些問題。

美國哲學家、建筑師巴克敏斯特·富勒曾說：“There is no energy crisis, only a crisis of ignorance（能源危機僅僅源于無知）。”近期市場上關于全球能源價格飆升的解釋眾說紛紜。本文基于當前能源價格飆升的幾種主流解釋，進一步探索了能源價格上漲對全球市場的影響。

我們認為，能源價格的波動無疑將對全球經濟恢復帶來負面沖擊。以中國為例，我們采用可計算均衡模型（CGE）擬合發現，本輪缺煤限電將對中國經濟增速整體產生一定拖累，但考慮到中國經濟較強的韌性及宏觀政策調控對電價負面影響的對沖作用，實際能源短缺對中國GDP增速拖累將小于模型擬合結果。基于模型基準假設，我們最終測算當電價提高10%~15%時，中國全年GDP增速將下滑0.2%~0.25%。長期來看，受到極端氣候、能源安全以及能源市場結構調整的影響，我們認為未來5年全球能源市場或將迎來更大的波動性與不確定性。而如何應對綠色能源轉型過程對經濟活動產生的不確定性風險，將是當前需要全球解決的重大難題。

本次全球能源短缺的主要原因：供給沖擊與需求刺激

本輪全球陷入能源短缺的根本原因在于持續的供給側沖擊。

首先，疫情沖擊下全球供應鏈遲遲無法恢復。供應鏈瓶頸導致大宗商品產能短缺，價格暴漲。而疫情的反復性使得產能缺口始終無法全面恢復。以中國市場為例，今年冬儲煤炭供應不足，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蒙古和印尼受到疫情影響較大從而限制了原材料出口，這使得冬季煤炭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進一步影響了電價的升高。另一方面，在疫情反復影響下，勞動力市場缺口恢復不充分以及大宗商品價格持續扭曲，推升了交通運輸成本上升，結合地緣政治沖擊和金融信貸擴張速度放緩，進一步阻礙全球供應鏈的修復。

其次，去年疫情暴發使得各國提前削減產能庫存，導致能源庫存整體緊缺。比如，2021年，液化天然氣的供應量相比疫情前的年平均增長（2019年為10%）水平少了一半。這是因為面對疫情影響，多數液化天然氣出口國均提前削減產能。像挪威的液化天然氣出口今年就下降了93%，而尼日利亞的出口則下降了19%。而這些天然氣主要出口國的能源供應下滑，毫無疑問會沖擊到主要經濟體的消費結構。作為全球最大的天然氣消費區，歐元區的能源結構中的四分之一來自天然氣，天然氣供應收緊，歐洲無疑是最受打擊的經濟體。

最后，能源短缺同樣伴隨歷史性因素。比如2014年原油產能過剩導致價格暴跌，這使得2014~2016年間，投資人大幅降低了新能源領域的基礎設施投資。像液化天然氣的基礎供應項目投資在2015~2017年之間大幅下滑，而天然氣供應項目的完成周期恰好是5年左右。也就是說，由于歷史性的因素，導致液化天然氣過去5年的供應水平有所收縮。天然氣收縮進一步會影響交通運輸和電力供應，最終給本輪能源短缺問題埋下了禍根。

從需求端看，極端氣候與自然災害加劇需求增長。進入2021年以來，全球極端氣候和自然災害頻發，年初美國的暴風雪，年中中國西南干旱以及中原地區異常降水量增高，歐洲洪澇，南美巴西世紀干旱以及英國季風消失，一系列的氣候異常以及自然災害使全球對能源的需求快速提升。

另外一個原因是全球經濟的恢復。盡管全球經濟受到疫情反復沖擊，但總體來看全球主要經濟體已進入經濟持續恢復通道。在國家經濟的恢復通道中，經濟活動對生產資料的可持續性需求進一步提升。而各國國家經濟恢復的速度存在明顯差異，使得更快恢復的國家往往可獲得更多的能源進口。我們以中國為例，由于中國經濟的率先恢復，加之中國推行嚴格的碳排放政策，使得中國對全球天然氣的進口量持續攀升，截至2021年8月，中國對液態天然氣的總需求占到了全球液態天然氣總供應量的80%。在液態天然氣短缺的情況下，天然氣的供應無法滿足其他國家在經濟恢復過程中的能源需求。

此外，環保政策加劇了供需兩端的不平衡性。近年來，全球的綠色產業和新能源轉型使得生物燃料能源（如煤炭）的庫存持續下降。然而，面對極端性的氣候影響以及疫情沖擊，間歇性能源的不穩定性正在加劇。比如降水量下降和季風天減少將影響水能和風能發電。在環保雙控政策的約束下，以煤炭為主的火力發電受到限制，使得環保政策加劇了供需兩端的不平衡性。

能源短缺對經濟的影響：以缺電限產對中國經濟影響為例

在綠色能源轉型過程中，主要經濟體越來越依靠以間歇性能源（如風能、水能、潮汐能）為核心的電力供應系統。但是我們卻往往忽略間歇性能源在氣候異常或外生沖擊情況下，將無法保證電力供應的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疊加行政化的環保調控手段在短期內容易導致能源供應方面的緊張加劇。

電力供應的不平滑對經濟的影響無疑是顯著的。這是因為電價在短期內的波動往往比燃料價格更不穩定。一個小時內全球缺氣少油和一個小時內全球停電對世界經濟活動的沖擊完全不同。當前人類經濟活動比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電。而限電和停電對經濟活動的具體影響通常表現為工業電價水平抬升影響總PPI上升，總PPI上升進一步向CPI的生產資料傳導，最終生產生活物價整體抬升，將主要導致工業生產投資下滑，最終拖累GDP增長速度。

本文以中國市場為例，我們采用了CGE模型，研究了電價變動及經濟增速的傳導影響。本文模型變量的取值來自于2019年國家投入產出(I-O)表。方程解析編程使用GTAP軟件。我們參考了He (2010) 年的內外生變量的沖擊假設條件，基于32個行業，分別擬合了當電價分別上漲5%（下限情景）、10%（基準情景1）、15%（基準情景2）及20%（上限情景）時，對GDP的沖擊傳導影響。

根據我們的測算，當電價上漲5%時，GDP增速將下滑0.18%；當電價上漲10%時，GDP增速將下滑0.29%；當電價上漲15%時，GDP增速將下滑0.38%；當電價上漲20%時，GDP增速將下滑0.47%（表1）。從產業角度來看，電力在工業總投入中占比為9%，因此電力對第二產業（如化石燃料、化工、鋼鐵、有色金屬、金屬制品、機械設備、其他制造業）的影響顯著高于其他產業。

然而，考慮到宏觀政策調控對電價負面影響的對沖，我們認為實際能源短缺對中國GDP增速拖累將小于模型結果。因此，在基準假設，我們最終測算當電價提高10%~15%時，中國全年GDP增速將下滑0.2%~0.25%。

能源短缺的未來：未來5年，全球能源市場波動將加大

未來能源市場波動性加劇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極端氣候變化或將長期伴隨我們。雖然全球氣候變暖情況與幾十年前氣候模型預測的基本一致，但極端天氣事件的增加卻超出了預測。倫敦大學學院氣候學家克里斯·拉普利(Chris Rapley)認為,極端天氣發生的頻率正在出現本質性變化。具體來說，地球的高速氣流（Jet Stream）開始變緩且波動性正在加劇。當高速氣流變緩且不穩定時，高壓系統和低壓系統的數量會增加。這將導致無論是高溫干旱（與高壓系統有關）還是洪水（與低壓系統有關），都變得更加持久。

二是地緣政治對能源安全的影響。受到本輪能源短缺的影響，主要經濟體未來對能源安全的要求將進一步提高。圍繞能源安全問題，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是否會進一步加劇區域能源保護主義的抬頭？從歷史來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往往也會伴隨能源安全的摩擦加劇。回顧上世紀70年代的大通脹時期，石油危機的背后其實就是地緣政治矛盾的激烈演化。

三是能源結構勢必再迎來新一輪周期調整。本輪能源危機，或將使得全球主要經濟體重新認識傳統能源（石油與天然氣）對各自綠色能源轉型過程的重要作用。未來液態天然氣的投入或將加速，但另一個問題是這是否又會造成未來3~4年全球液態天然氣產能或其他傳統能源的產能過剩，從而加大大宗商品的供需波動？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比較大的，尤其是疊加了全球對能源安全要求提高以及極端氣候的影響，各國可能會更加重視各自能源及糧食安全的庫存穩定。

最后，我們需要反思的是當我們在試圖大力推行以間歇性和綠色能源為核心的電力系統時，傳統能源的角色和定位將是什么？如何解決綠色能源轉型過程中的間歇性能源對經濟活動產生的不確定性風險，將是未來一段時間全球亟待解決的重大難題。

（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張弘頊系工銀國際資深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