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新已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動能，幾乎所有國家都在科技創新領域展開激烈的競爭競賽，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計劃，而以科技為引領的跨國公司、互聯網企業和零售巨頭等，將未來的增長前景紛紛押注于科技創新。但是，關于創新的價值觀以及自主創新的驅動這一話題卻很少得到關注。事實上，創新價值觀以及內在驅動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費爾普斯等學者通過《活力》這本書，從經濟學范式和模型出發，對此進行了深入剖析。

《活力：創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動經濟增長和國家繁榮》

埃德蒙·費爾普斯 等 著 郝小楠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1年5月

重新評估創新的價值觀內涵

許多學者對創新有很豐富的討論，在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之間難以達成更好的共識，在如何調和二者的矛盾，或者說如何尋求活力上，值得深入思考。在以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為代表的學者看來，科技創新的一切源泉源于社會活力，即大多數創新是由千萬普通人共同推進的。當前，發達經濟體的衰退或許更多緣于大眾創業創新價值觀的消退，創新的缺乏帶來了經濟增長的活力不足，陷入科技創新的分化局面。

一方面是創新資源和要素的分配明顯不平衡，行業的分布、城市的分布以及人群的分布等，這些不平衡最終造成社會不滿情緒，進而引發了其他一些經濟和社會問題，挫傷了個體和創業團隊的創新積極性；另一方面是自主創新衰落的西方國家，苦于活力不足以及由此帶來的創新的衰退。創新的產生和觸發需要更為開放的環節，除了關注技術本身的經濟意義，不妨試著去激發個體或社會活力，以此推動自主創新價值觀的重構。

埃德蒙·費爾普斯指出，經濟衰退的原因是創新在總量水平上的嚴重損失，主要是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的下降。誠然，技術本身處于一個日新月異的變遷之中，科學前沿和創新發明不斷涌現，而技術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和正外部性也受到了新的挑戰，這些并非經濟要素本身。往前一步看，傳統意義上的創新引領的經濟體出現了較大的內生性增長的缺失，而不是科學發現驅動的外生性創新的減少。《活力》一書的研究指明，由于社會活力的衰退，創新不足所引發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工資增長緩慢和投資回報率的下滑、國家不滿情緒的上升和城市與鄉村的內部競爭（或稱之為資源分配不均衡）。本書為此提出了更具啟發意義的假設，經濟活力的消失很可能是現代價值觀的衰落導致的，而正是現代價值觀最初點燃了這種活力的火花。

從跨時序和跨國視角認識自主創新

本書從創新的橫向和縱向的兩個維度進行了細致分析。如作者所言，生產率增長以及創新是人均GDP長期增長的主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來源。以作為總的技術水平的TFP數據來看，創新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要素，過去普遍被過于寬泛地理解，作者將其分為引進創新和自主創新兩個部分，以此區分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模型，并將TFP置于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動態機制與空間，在國家層面研究創新動態的變化。

依據TFP的三個基本序列——GDP、勞動力和資本，書中分別描述了人均GDP在美國等幾個發達國家的變化、同一組國家對應的TFP數據的變化、美國人均GDP的累積增長和TFP累積增長之間的長期關系以及TFP增長減緩的全球性趨勢。通過幾組數據比較和描述，證明在早期的英國、美國以及后來的德國、日本等，均表現出對世界最佳實踐的追趕，這成為“二戰”后TFP和人均GDP穩健增長的主要原因，但各國在追趕能力上表現差異較大。20世紀70年代后，TFP增長在全球范圍內普遍放緩。具體來說，二戰之前，自主創新的主要產生者是美國、英國和法國，二戰后美國、英國則成為向其他國家傳播創新沖擊的主要角色。到了20世紀90年代的IT革命時期，自主創新的表現卻不盡如人意，遠低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水平，證明了普遍被認為是經濟增長引擎的IT技術和行業并未體現更為強勁的創新活力。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IT技術和行業的快速崛起是當前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技術本身的進步，造成了勞動力的擠壓，即機器和技術開始取代勞動力的作用，例如現階段的算法技術，將更多的勞動力資源轉向低生產率部門，而且算法成為主導整個新經濟模式的核心，人的作用則更多遵循嚴密的算法系統、智能化流程進行作業。比較典型的如外賣行業、出行、自助點餐系統等，越來越多的行業開始尋求數字化轉型，這對于傳統的勞動關系和生產率將是一場革命。當然，我們在平衡機器和人的關系時，需要回歸到自主創新的源頭——人的個性、智力和體驗，而不僅僅是大規模的算法、系統和智能化，否則會挫傷人的創造性和社會活力。

自主創新所擁有的共同價值觀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作者從冰島的四家創新型公司案例入手，探討了這些自主創新的公司所擁有的共同特征，即基于自主創新而設立，而非簡單對新技術的應用。在這些公司創始人的價值觀中，創新者的冒險精神、財務獨立以及快樂的工作十分重要；而在創新者的背后，簡單的法律法規、便利的融資條件，面向世界市場和容忍失敗的文化等，均可以為自主創新營造更好的環境。作者進一步研究了20個OECD國家的價值觀、制度和創新指標，由此得出結論，經濟績效是由本土TFP增長、工作滿意度、男性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來衡量的，生育率作為衡量對未來樂觀程度的一個指標，也包含在其中。自主創新與引進創新的本質不同在于，它是源于本國企業、消費者廣泛使用的本國發明，也是拓展生產前沿的新的商業想法，從產品到工藝，既有制度層面的創新，也有大量人才支撐，并涉及價值觀和信念。

創新與文化價值觀究竟擁有怎樣的關系，以及這種關系所衍生出來的創新結果，是非常有意義的話題。本書依據經濟績效潛在變量，勾勒了關于創新價值觀的經濟學框架，這是傳統的經濟學模型所忽視或研究不夠深入的領域。

基于WVS（世界價值觀調查）1990~1993年的數據，作者設計了現代主義指數和傳統主義指數，就個人價值觀、企業家精神與創新的維度，從經濟文化與經濟績效的因果關系的視角作了具體闡釋。研究表明，現代主義指數與TFP的增長以及自主創新和引進創新呈正相關，而傳統主義指數則不具備這種關系。這部分的研究涉及諸多的變量和數理統計分析，雖然較為繁瑣和復雜，但從總體和個體層面展現了經濟生活的價值觀與經濟績效之間的微妙關系。

其后，本書繼續討論了創新、工作滿意度與西歐國家經濟績效的關系。作者以16個西歐國家為樣本研究了低創新率的后果，其中影響比較大的變量是低工作滿意度和男性勞動市場參與率的關系，二者在大部分國家都呈下降趨勢。這些數據和變量均來自歐洲價值觀研究和WVS，具有很廣泛的樣本代表性，一系列數據證明了低水平的自主創新伴隨著較低且下降的工作滿意度、男性勞動參與率以及幸福感。

機器人替代工人的雙重效應

最后，本書聚焦于機器和機器人的應用及其效應。研究發現，兩種機器人的應用產生了不同的結果，即增加型機器人的引入會使得企業改造傳統機器供機器人使用變得有利可圖，真實工資會立即下降，人均消費會不斷上升；而引入增倍型的機器人，則直接的影響是采用機器人有利可圖時導致傳統機器的存量下降，真實工資并不一定下降，機器的增倍效應會帶來某種補償性的勞動增進效應。

由于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出現，許多工種正被先進的智能設備所替代，如傳統的制造業、手工業以及部分服務業，不約而同受到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在廠房和建筑行業中，更多的機器人在其中工作，勞動力邊際效益下降，從而使工資降低。作者認為，即使機器人長期來說是無害甚至有益的，隨著機器人存量的增長，國家在某個時期仍可能會面臨工人對進一步引入機器人的抵制，這種趨勢的發展會剝奪社會在參與創新過程中所獲得的滿足感。

埃德蒙·費爾普斯在后記中寫道，現代主義的核心價值觀——獨立、主動性、成就感和接受競爭，在自主創新水平較高的國家有較強影響。從目前的發展現狀看，世界各地都出現了傳統的勞動關系重構和職業技能轉型等問題，許多傳統的工人與當年底特律汽車行業衰退后的情景類似。因此，經濟學除了關注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本身，更需要重視個體的創造性、團隊協作共享以及社會的包容，營造良好的自主創新氛圍。他呼吁，重新獲得增長和繁榮的出路在于重塑創新，培養積極的價值觀，通過改善政策、法律制度等創造更好的自主創新環境，在因生產率增長過慢或停滯而無法創造新的工作機會時，幫助勞動者恢復原來的相對工資水平，給予機器替代后的低薪工人適當補貼，通過更加關注個體的創造能力、欲望和福利，來驅動創新活力。